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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文学观念:从“镜”到“灯”到“屏”之嬗变
2019年09月10日 11: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蒋承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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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石乃是古希腊便已成形的“摹仿说”。“摹仿说”认定,只有外部现实世界才是艺术的绝对本源和终极本体,即艺术的本质是对外部世界的摹仿。柏拉图将艺术的摹仿喻为“镜子”,“摹仿说”由此又被称为“镜子说”。这种文学本体论学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臻于成熟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主导西方文坛2000多年,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达到顶峰。

  文学是情感的表现,乃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理论之基石。“表现说”似乎暗示着情感的表现——创作“主体”情感的表达,即经由各种媒介材料将某种已经存在于“主体”内心之中的情感传达出来,而与“主体”之外的世界不存在什么关系。美国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形象地将浪漫主义的这种文学观阐释为与“摹仿说”之“镜”构成鲜明对照的“灯”。以其“表现说”对主导西方文学2000多年的“摹仿说”的挑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开启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大幕。

  “表现说”与“再现说”看上去南辕北辙,事实上,这两种理论观念运用了相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即都是在作家与世界二元对立的视域下来界定文学:“表现说”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情感的表现,将文学的本体设定为所谓主体的作家;而“再现说”强调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将文学的本体设定为所谓客体的世界。两者在同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下展开对文学本质的探讨,似乎截然对立,但事实上并无根本不同,最后甚至殊途同归。不管是诉诸再现还是经由表现,两种文学理念所达成的艺术创作的开端和终点,事实上却是完全同形同性之物;不管再现还是表现,均由作家主体之某种本质观念所统摄、主导。所谓再现与表现的对峙,不过是前者偏重主体观念的传达、后者偏重主体情感的表现而已,两者均建构于传统理性主义那种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之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之中。基于此,象征主义的奠基人波德莱尔既反对浪漫主义那种自说自话式的情感“表现”——酣畅淋漓的情感“表现”只不过是无所顾忌的逃逸与拒绝担当的放纵;又反对写实派那种观念大于真相的“再现”——“我认为再现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是没有好处的、讨人厌的”。(《一八五九年沙龙》)。事实上,主体的观念总是包含着个人的情感色彩,而主体的情感也总是承载着某种个人意向的观念性情感,即从主体之投放物来考察,再现与表现间的区别也绝对不像那些习惯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人所说的那样泾渭有别。这就如同灵与肉在那种绝对理性主义的思维中被判定为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但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抛开那些不管是来自于激情洋溢的表现还是出之于观念刻板的再现的平庸之作,一部文学史所表明的基本事实只是——任何伟大作家的作品总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而所谓“再现”与“表现”的对立,永远都是一些不谙艺术创作个中真味的理性主义理论家自以为是的逻辑裁定而已。

  左拉曾就艺术再现的真实性问题发表看法,提出了其独到的“屏幕说”。他认为,外在现象经过作家独特个性或气质这道“屏”的过滤之后,按照特定的艺术规则以“影像”的方式进入文本。将“真实感”奉为自己的最高原则,自然主义强调文学要回归自然、回归生活。通过对“真实感”的强调,自然主义试图将文学的立足点扳回到现实生活的大地,从而廓清文学为宏大观念所统摄和为虚假情感泡沫所充斥的现状。在强调“真实感”的同时,自然主义将作家的“个性表现”界定为文学的第二准则。左拉反复强调:“观察并不等于一切,还得要表现。因此,除了真实感以外,还要有作家的个性。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该既有真实感,又有个性表现。”“在今天,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就是一个有真实感的人,他能独创地表现自然,并以自己的生命使这自然具有生气。”(《论小说》)

  深入考究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对“个性”及“个性表现”的反复表述,人们不难发现其确立一种“体验主导型”文学叙事全新模式的企图。“体验”只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因而自然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表现”就坚实地立在了“真实感”的基础之上。生活体验的主体,永远只能是作为个体而在生活中存在的人;而对任何个体的人来说,生命都是其最本己的存在,因而自然主义作家所强调的生活体验便首先表现为个体的生命体验。这种内在于“生活体验”建构中的“个体”“生命”元素表明,自然主义文学事实上继承了上一个时期浪漫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文学“个体性原则”,并在扬弃中接受了其“个人表现”的原则。

  自然主义文学既反对浪漫主义的极端“表现”,又否认“再现”能达成绝对的真实,由此开拓出了一种崭新的“显现”文学观。“显”即现象自动的呈现,意在强调文学书写要基于现象的真实,要尊重现象的真实,不得轻易用武断的结论强暴真实;“现”即作家个人气质、趣味、创造性、艺术才能的表现。“显现”,就是在与世界融合之中的“作家主体”在文本中所达成的“再现”与“表现”的融合。“再现”即再造,通过观念对现实的再造。在传统的文学叙事文本中,由于作家总是站在一个“类主体”的宏大立场上思维,所以,在抽象的理性观念与鲜活的生命体验之间,他们的叙事总是习惯性地贴近前者潜行。一旦细致的感性生命体验被忽略,所谓“对现实的真实再现”也就只能宿命般地沦于“对观念的抽象演绎”。自然主义反对以人造的观念体系“再现/再造”世界,而强调让世界在自我的真实显现中说明自身。他们倾向于认为:意识只是主体从未完全知晓或控制的、社会的和无意识的过程所产生的效果;因而所有为世界所提供的一般性解释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理论的虚构,而这正是左拉所要反对的“虚构”。经由强调体验的直接性与强烈性,自然主义作家主张让真实的生活本身“进入”文本,而不是以文本“再现”生活,从而完成了对传统“再现”式“现实主义”的革命性改造。“屏”之“显现”,由体验而非观念主导,其最终达成的乃是一种笼罩着情感的意象呈现,而非通透着理性的观念阐说。“显现”出来的意象,包孕着某种意念;这种意念含有成为观念的趋向,但却绝非观念本身。

  作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学本体论,“屏”之“显现说”不仅是自然主义文学在新哲学思潮影响下对正统文化的敏锐反应,更是对自荷马以来整个西方文学传统的质疑与颠覆。自然主义作家在创作方法层面上的所有革新、自然主义文学文本呈现出来的所有新的现代特质,其真正的根源正在于此。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15ZDB086)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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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蒋承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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