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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砥砺前行的中国世界史学科
2019年11月02日 07:46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马克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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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开始了自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升堂入室,可以到世界史坛上和同行辩道问难,相互切磋,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值得我们深刻铭记,鼓舞我们继续砥砺前行。

  一、茁壮成长的世界史学科

  在旧中国,我们没有世界史学科。那时大学里的历史系只教授西洋史(即欧美的历史),讲授这些课程者多为留学归国人士。他们的国学根底很厚,回国后看到没有条件研究外国史,便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只顺便教一下西洋史,给学生以必要的知识而已。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各大学的历史系都建立了世界通史课程,分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段,与中国通史等量齐观。把许多原来的留学生,不管是教什么课的,都动员来教世界史。他们大都是中西兼通的饱学之士,是我们的老师辈。这样,我国的世界史力量迅速增强。可以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由此成功建立。到60年代,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又先后设立了世界史专业,开设有关课程,同时加强外国语言的教育;我们也从苏联、东欧国家聘请一些学者来华教授相关课程。北京大学还招收外国史研究生,也选派一些学生出国留学。

  从一建立,世界史学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教学和研究。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改造并不困难,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面尤其如此。其中原因,我想一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新中国,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腐败的旧社会,使全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二是因为自五四以来,唯物主义的宣传,已经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就是唯物主义的一场宣传运动。而且,历史学是一门实事求是的学科,本身要求重史料、重证据,是符合唯物主义原理的;这时的学习当然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简单化的毛病,需要以后逐渐纠正。

  1952年到1966年,可以说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那时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都有了良好开端,编写了不少教科书和史料集。特别是举全国学者之力,编写的由周一良、吴于廑任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教材,成为各高校历史系长期通用的教材。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也翻译了不少苏联的教材和有关书籍。这时的世界史不再是西洋史,包括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历史。所以,有条件的高校陆续开展了对这些地区、国别的研究。报刊上讨论的许多问题和苏联学界的问题有关。古代史方面如农奴制的两个阶段论和两种类型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近代史方面则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这三条主线进行: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性质,明治维新的性质,民族解放运动则讨论的多是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破坏使命和建设使命问题。1961年恰逢巴黎公社90周年,我国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书籍和纪念文章,形成高潮。苏联世界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和学术期刊也源源不断而来,特别是苏联1957年开始出版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后来翻译为中文,共13卷),成为我们学习的重要书籍。

  当然,初创的世界史还比较幼稚。所谓研究著作,大都是根据有限的史料和二手著作,辗转对照,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够深入。教材观点上,受苏联学者影响很大,往往唯他们马首是瞻,缺乏独立见解。而且,政治运动过多,对教学科研的影响太大,使之不能正常进行,所以成绩不能说很多。

  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可谓形势大好,突飞猛进。要略言之,可说有三大成就。一是由林志纯先生倡导,教育部批准,在东北师范大学设立了世界史学科上古部分各分支学科的培养基地,邀请外国学者来华培养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古典学等方面的学生,并派遣他们出国进修,使他们掌握这些学科的语言文字、基本史料、研究方法等;同时中古史方面的中古语言文字、文献学、史料学和研究方法,也逐步建立起来,培养了不少人才。二是由吴于廑先生提倡,逐渐形成研究我国世界通史宏观体系的思想。吴先生认为世界通史是“历史学科中有限定意义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研究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即“世界历史经历了怎样的行程,历史怎样发展成为世界的历史”。这样,我们多年讨论的世界通史编写体系等问题有了一个归纳和说明,为以后的研究指出了方向。三是国家派遣去欧美的留学生和自己申请留学的人大量出现,其中也有不少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他们学成归国后成为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提高到新水平的有生力量。

  这一时期的世界史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出现了新的思想解放,改正了过去因袭下来的缺点,试举几例。

  一是进行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60、70年代,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我国学者于80 年代接触到这一问题后,也展开了热烈讨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进行了重新认识。有人主张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有人说是特殊的东方社会,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建立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斯大林确立了这种说法。有人提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即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这是一元;但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完全相同,不完全按照五种生产方式序列,这是多线。也有人认为奴隶社会在世界历史上没有普遍性,奴隶社会是否存在于世界历史中是一个问题。这一讨论,引导学者重新阅读马列经典著作,不再简单相信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的说法,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翻译出版,进一步激发起批判“东方专制主义”学说、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热潮。魏特夫的书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他用中心、边缘、次边缘的说法将欧美以外的国家均归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范畴,认为这些国家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流行土地国有制;没有自治城市,大量农民生活在农村公社中,停滞落后,社会缺乏进步的动力;皇帝、专制君主有无限权力,臣民充满了奴性,缺乏个人自由等。魏特夫以熟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自居,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书翻译出版,使我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到原来我们批判的西方世界史上的西欧中心论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关系,从而展开了激烈地批判其著作的活动,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更为深化。后来,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翻译出版。通过对这本书的讨论,我们更认识到东方主义的方法论,有助于使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脱去东方主义的羁绊,开辟自己的道路。

  二是批判苏联教科书中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使世界史的一些叙述、分析逐渐走向正确。过去的世界史教科书,近代部分强调上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性,强调三大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英国革命是不彻底的,所以后来出现了1688年政变,还保留了君主制;美国独立战争比较进步,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是还留下了黑奴没有解放;法国革命才是最高级的,从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开始,不断向前发展,一直到雅各宾专政,形成了革命的最高潮,是革命民主专政,它的一些措施甚至要冲破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现在的认识从对热月政变的评价转变开始,过去认为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废除了它的一些措施,侵犯了下层群众的利益,是反革命政变,完全予以否定。现在则认为,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措施,是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它使资本主义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随之,我们对法国大革命中的吉伦特派、立宪君主派,也有了新的评价,不再称之为反革命,而是对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予以肯定。这样,大家的认识逐渐走向实事求是,从具体出发,分析问题,再下结论。

  三是关于苏联史的讨论。世界史学科中的苏联史,因为完全依照苏联学者的说法,其中俄国史中不少大国沙文主义的评价。这方面问题的觉醒,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开始,我国学者就对苏联史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探索。起初,我们是将原来苏联党内所谓的一些异端分子的著作翻译出来进行研究,发现和联共党史上所说的并不相同。最先出现的文章是关于布哈林的评价问题。布哈林本来是苏共的杰出理论家,苏联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后来被扣上“帝国主义间谍”、“人民公敌”的帽子处决。这时全国学者已经不认为他是 “帝国主义间谍”了,接着对他的理论展开研究,如“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等,有人认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人仍然坚持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从研究布哈林开始,对苏共党史中的一系列反面人物进行了研究,包括托洛斯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普列汉诺夫等。1991年苏东剧变,我国兴起了研究苏联史的高潮,出版了大量苏联史著作,这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斯大林模式展开讨论,对其形成的时间、实质、内容、原因、功过等都进行了讨论,功过方面的评价有各种不同意见,其中“功大于过”说认为,其历史功绩在于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进行了经济建设,使苏联具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因而才有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也有人主张,斯大林模式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人们走向正确道路付出的代价。关于肃反扩大化的具体规模,也有不同估计和争论。由于苏联的档案解密,我国学者还多方搜求原始档案,编译出版了大部头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共计34卷36册,20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苏联史、世界近现代史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更进行了长期的、多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达数百种之多。一种观点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路线导致苏联解体;也有人指出,不能忽视早先社会上的许多消极因素。这个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大致上,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主力,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学者,他们的旧学根底没有老一辈学者深厚,语言条件也不好,只能在艰难中摸索前行。他们的长处是还能够探索重大的学术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一定贡献。这里面最大的成绩是历史观的拨乱反正,而对苏联史的研究是一大亮点。因为苏联史有一批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学者,所以根基比较深厚,语言条件也好,作出的成绩更大。其他方面也有成绩,不过还不深入。

  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也是大发展的时期。这时学者的主力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学生。他们或出国获得博士学位,或在国内获得。他们都掌握相关分支学科的语言,特别是古代、中古的语言文字,也能掌握两三门现代外语,熟悉世界史学科的国外理论和方法,也掌握相关的史学史知识及最新研究成果,具备了真正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他们写出的著作大量涌现,大都是在原始材料和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己推陈出新,得出新的结论,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研究领域。研究的条件也大为改善。学者们出国访问、研究、参加国际会议,邀请国外专家前来讲学,已十分常见。过去世界史原始资料难得,现在购买相关图书资料则十分方便,经费也比较充裕。互联网的发达,网上资料的数据库发展迅速,甚至一些手稿也上了网,问题再也不是过去缺乏原始资料的问题,而是要看研究者如何分析资料、如何得出结论的水平了。这一时期,我国世界史学者出版发表了大量论文、专著、大部头通史、国别史、专题史。六卷本的《美国史》最先出版,六卷本的《英国史》紧随其后,多卷本的法国史、德国史也都在撰写中或已经完成。翻译出版的外国史名著则更是多如牛毛,多卷本《剑桥近代史》已经翻译出版,多卷本剑桥古代、中古史也在翻译之中。同时还不断开辟新方向、新领域、新热点,追踪世界史学科前沿,全球史、妇女史、环境史等蔚成风气。可以说,我国现在的世界史学者,已经可以到国际史坛上和同行交流、讨论,达到了大体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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