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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潘家华:生态文明范式下的城市体系重构及政策含义
2019年08月09日 14:06 来源:《城市与环境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潘家华 字号

内容摘要:生态文明范式下,应通过寻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进行人与自然和谐的转型重构,构建低碳、韧性、协调的城市体系。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原文标题】范式转型再构城市体系的几点思考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整体上已进入后期发展阶段(黄群慧,2017)。目前,全球城镇化的推进动力主要来自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处于饱和城镇化阶段。有别于发达经济体和快速工业化经济体,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独特问题与严峻挑战。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由于路径锁定效应,城市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发展模式仍未得到有效改观,城市发展呈现高消耗、高排放、高风险的“三高”特征。这加大了城市对自然灾害的暴露程度,导致城市的高脆弱性。在极端气候与气象条件下,城市遭受严重损失的风险骤增。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城市经济体系进行韧性与低碳重构。

  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城市的“三高”特征与《巴黎协定》的愿景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目标11)不相符合。《巴黎协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国际气候协议,为实现控制全球温升的长期目标,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各国应评估并强化自身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这表明从规划和治理层面推动城市韧性建设和低碳转型已刻不容缓。一方面,城市发展要气候适应,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暴露程度,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城市韧性;另一方面,城市也要实现低碳发展,减缓气候变化。联合国启动了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进程,其中目标11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这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中国城市经济体系的韧性与低碳重构指明了方向。

  中国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通过NDC方式明确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工作。在城镇化推进方面,中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积极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的模式、路径与方法,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还关乎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现实紧迫性。在理论层面,需要清晰界定新城市经济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将韧性和低碳特质作为其核心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新城市经济的测度指标体系,分析不同指标间的作用机理与协同方式,探索重构新城市经济发展的理论构架与基本范式;在应用层面,需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响应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对气候变化等国家政策需求,深入分析中国城市韧性与低碳发展的现状、条件与未来趋势,并探索以韧性和低碳为导向重构中国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推进和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具体而言,一是要系统分析新城市经济韧性与低碳重构面临的宏观发展背景,包括分析未来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对韧性与低碳城市发展的要求;二是系统梳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城市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三是对城市的韧性与低碳特质给予概念界定,判断其在重构新城市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四是以韧性和低碳作为核心属性,构建新城市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五是开展案例研究,深入分析新城市经济的韧性与低碳重构路径;六是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探索新城市经济体系韧性与低碳重构的有效性及实施策略;七是探寻重构新城市经济的政策选择,探讨不同政策及政策组合对重构新城市经济体系的效果,比较不同政策的优劣;八是形成支撑我国重构新城市经济体系的对策建议。

  重构新城市体系关键在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城市经济体系发展的后果是什么?传统的城市经济体系是以市场为基础、以竞争为导向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对公共资源和负外部性问题考虑不足,必然导致高碳和城市脆弱性问题,对此需要通过建模分析工业文明范式下城市经济体系的不可持续性。第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否有助于新城市经济的韧性和低碳重构,以及如何实现重构?虽然欧洲重视自然可以提供的解决途径,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纳入研究计划,但在应用和实践层面仍需要不断探索和深化。第三,重构韧性和低碳的新城市经济体系的因素和实现路径是什么?这需要对重构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并分析其影响新城市经济体系的作用机制。

  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阶段的新城市经济体系重构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一是建立韧性和低碳新城市经济体系的空间架构;二是明确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韧性与低碳城市经济发展范式;三是如何通过城市规划理念调整,对公共资源实行空间上的均衡化配置,推进城市内部空间形成产城一体、职住融合的新格局,减少通勤,实现新城市经济体系的重构;四是工业文明范式下的新经济地理学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再认识,这一理论对公共资源、规模不经济等情况重视不够,存在一定的内在缺失。生态文明范式下的气候友好型新城市经济理论,要求在基础设施建设出现重大进展、交流成本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城市公共资源分布、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等方式破除虹吸效应,使得城市经济体系更加韧性和低碳。

  城市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就业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高于农村地区。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通过市场手段和行政手段聚集并垄断优质资源,使得中小城市的发展动力不足、服务水平相对落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尽管一些国家的大城市规模巨大,但其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也具有相应的活力和相对均质的公共服务保障。历史上中国城乡要素资源的互通,城市体系和城乡之间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均质性。因而,城市体系的优化重构,需要深化认知并对政策措施进行相应调整。

  第一,城市是人类聚集区,乡村也有人类聚集点。人们应该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在城市或在乡村,不应该在公共服务水平上歧视乡村。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涉及的地域并没有排斥其他人类居住区。中国以往的城市规划排除乡镇,忽略农村,在认知上存在偏差。城市能够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农村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塑造的乡愁和自然清新的乡野景致,也是理想生活的居住和工作地。城镇化率在达到一定水平(例如70%左右)后,城乡可以融合互通,形成动态平衡,在城市和乡村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均等的。城乡各有优势,各具特色,人们应根据自然的偏好选择居住地,而不是根据公共服务的水平拒绝乡村。

  第二,在规划和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的配置上,淡化极化理念,扁平化布局,均衡发展。规模的经济理性配置的是市场要素,教育、医疗、科技等公共资源具有社会属性,市场收益并不必然成为决定性因素。优质的大学、科研基地没有必要作为高层级行政资源的附属品。美国、欧洲乃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公共资源采用扁平化配置,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市病,其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从制度上消除城乡要素互通的壁垒,城市的资金、人才、技术可以进入农村,农业人口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农村土地也可以在市场上得到效率配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土地用途的自由转换,而是要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严守规划的刚性。从根本上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农民手中解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效率配置和利用。

  第四,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权益需要得到保障。这种保障应该是社会保障,而不是以牺牲土地这一稀缺要素资源做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保障。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均质化,可以使农民从根本上消除后顾之忧,走向城市,也可以使城市居民具有走向乡村的选择,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源泉。

  第五,工业文明的技术方案是有效的,但对其社会负效应需要有客观、准确和科学的认知,避免技术的锁定和负面效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提供多重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仅可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还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在城乡规划中,需要纳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姓名:潘家华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职务:学部委员 职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文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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