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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辞比事 惩恶劝善 ——中国最早一部史学著作《春秋》的成书与风格
2019年09月02日 17:14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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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它的体裁是编年体,以鲁国纪年为纲,按时间顺序记载东周前期的历史大事。历史学家习惯上把东周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所谓春秋时期,实际上就得名于《春秋》这部史书。

  《春秋》的成书

  《春秋》的叙事范围,起始年代为鲁隐公元年(前722),终止年代因版本而异,或终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或终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其时间跨度涵盖了12位鲁国国君,共240多年。记载这么长时间的历史,篇幅却很短,只有大约16500字,平均每年不到70字,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实际上是一部简明的大事记。全书不载对话,不加解释,也没有分析和评论。每条不过寥寥数语,仅记大概,不详细节。整部《春秋》记事最长的一条,仅仅47字,大部分文字用来列举参与其事的人物。记事最短时,每条只有一两字。例如记蝗灾只用一个字“螽”,记酷热只用一个字“烝”,记丰收用两个字“有年”,少得不能再少。另一方面,由于记述简明,《春秋》能够用很少的篇幅容纳比较丰富的历史信息。就地域范围而言,它的记载遍及周王室和各主要诸侯国,是当时的一部“世界史”。就具体内容而言,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就时间坐标而言,定位相当准确。例如书中一共记载了36次日食,其中绝大部分与现代天文学的推算结果相符。从这些角度看,《春秋》已经具备了史学著作的基本要素。

  上面提到春秋时期得名于《春秋》一书。那《春秋》的书名又因何而来?通常认为,是来自春、秋两个季节名称,用春秋两季代表一年,进而代表一年一年过去的历史。战国时期的墨子曾经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墨子》一书的《明鬼》篇还具体引用了周、燕、宋、齐4种《春秋》。如此,则《春秋》是当时史书通用的名称。另一方面,孟子在列举不同诸侯国的史书时又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似乎除去上述泛指史书的含义外,《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用名称。事实上,我们今天见到的这部《春秋》,也正与鲁国史书有着密切关系。

  从种种迹象推测,今本《春秋》与鲁国史书《春秋》原本(简称《鲁春秋》)并非一书,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加工、剪裁而成的。因为今本《春秋》实在是太简明了,平均每年不到70字,很难想象鲁国史官一年当中只记载这么一点内容。根据《墨子·明鬼》引用的内容来看,周、燕、宋、齐4种《春秋》都是有具体情节的,《鲁春秋》应当也不例外,而今本《春秋》并无情节描写。以常理而论,《鲁春秋》应以记载本国史事为主,他国史事只是附带述及。但在今本《春秋》当中,鲁国史事的字数仅占全书1/4弱,比重并不突出。另外,今本《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夏四月辛卯有这样一条记载:“夜中,星陨如雨”。这里记载的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发生的天琴座流星雨。为今本《春秋》作解释的《公羊传》在此附加说明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大部分学者认为,《公羊传》提到的“不修《春秋》”,实即《鲁春秋》原书。《鲁春秋》对于这场流星雨的记载本来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经过“君子修之”,才变成了今本《春秋》中的“星陨如雨”。因此,大体可以判断,今本《春秋》是剪裁《鲁春秋》形成的一部大事记。

  著作人的争议

  那么,这项剪裁工作是谁做的呢?按照传统说法,是孔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所谓“史记”,就是指《鲁春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更直接地表述说,由于鲁国是“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因此孔子“观其史记”编纂了《春秋》。还有更笼统的说法,就是不提取材《鲁春秋》一事,直接说孔子撰写了《春秋》。例如孟子就声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这样讲,只是约略言之,强调孔子的主要著作权,与司马迁、班固等人的记载总体来说是一致的。

  不过,关于孔子编纂《春秋》的说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通观《春秋》全书,个别地方有明显的阙文,前后记述体例也不完全一致,与司马迁等人所称孔子曾经予以认真“笔削”的说法似乎有矛盾。专门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对于编纂《春秋》一事没有提及。因此又有学者主张,今本《春秋》总体上仍然属于“鲁史旧文”,出自鲁国史官之手,孔子只是用它来教授学生而已。总之,《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孔子曾在讲学时使用《春秋》充当教材,对此基本没有异议。至于今本《春秋》在多大程度上被孔子加工过,则看法并不一致。

  “书法”的考究

  《春秋》一书总体而言,体现出贯穿全书的编纂原则,背后往往隐含着编者的价值评判,这也就是古人常常提到的《春秋》“书法”。为《春秋》作解释的《左传》总结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对《春秋》的编纂风格进行了归纳,说它用词细密而态度鲜明,记载确切而含意深远,文笔婉转,顺理成章,叙事穷尽,无所歪曲,在此基础上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这些“书法”即使并非出自孔子,也基本符合孔子的思想倾向,应当是孔子在教授学生时予以特别提示的内容。

  关于《春秋》“书法”,可以用《礼记》中的“属辞比事”一语加以归纳。属辞就是遣词用字十分讲究,比事就是排比史事时有所筛选,这两方面都体现出一定的编纂技巧。《春秋》属辞之复杂是有名的。例如描写战争,根据情况分别使用伐、侵、战、入、灭、败、取、袭等多个不同动词,各自都有不同的寓意。又如杀人,杀无罪者称为“杀”,杀有罪者称为“诛”,臣杀君称为“弑”。同样是臣杀君的“弑”,如果只泛言某国人弑其君某某,就表示责任主要在君而不在臣,如果点出某国某某人弑其君某某,则表示责任主要在臣而不在君。从这一角度说,虽然《春秋》总的原则是强调“名分”,但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君主,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表达自己的倾向性。

  大体而言,《春秋》是追求“直笔”即如实记述的,但受时代局限,其中也颇有“曲笔”的地方。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刚刚成为霸主的晋文公在温(今河南温县西)召集诸侯开会,身为天子的周襄王在晋文公要求下亲临会场,会后进行狩猎。《春秋》即将这件事表述为“天王狩于河阳”,看上去周襄王只是前去打了一次猎,并非出席诸侯会议。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需要替周襄王保留体面。还有,《春秋》在记述别国弑君事件时能够直书其事,唯独涉及本国国君被弑,却隐约其辞,仅言“公薨”。《公羊传》将《春秋》的类似曲笔归纳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在特定场合下的曲笔隐讳表达方式,也是《春秋》“书法”的一部分,并且对后世的史学著作有很大影响。

  总之,虽然篇幅简短,但《春秋》作为现存的第一部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而在古代,它被视为孔子作品,置于儒家五经之列,地位更是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史书。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作者简介

姓名:张帆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职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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