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政治组织观
2019年08月08日 09:39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18年第4期 作者:皮特·胡迪斯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组织观/拉萨尔

内容摘要:一、马克思组织观的哲学基础尽管马克思一生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并在这些参与过程中阐发了若干至为重要的思想,但他在政治组织问题上的贡献,是他的整个理论中最少被人研究的部分之一。二、马克思论政治组织:1848年革命之前与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革命阶级的发现,直接把他引向他的组织观,从那时起,他便力求与工人们建立联系。五、结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对立尽管马克思在组织问题上有许多贡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遵循的却是源自拉萨尔、考茨基或列宁的另一套组织观念。15)语出马克思:《致科隆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3页。1858], in MECW, Vol.40, p.354(应为1858年 11月 12日马克思致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页——译者).

关键词:马克思/组织观/拉萨尔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皮特·胡迪斯,Peter Hudis,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博士,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人文与哲学系教授,主编英文版《卢森堡全集》,著有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等书和许多论文。

  译 者:张光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18年第4期 第3-14页

  关 键 词:马克思/组织观/拉萨尔

 

  译者按:翻译此文,旨在介绍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种有影响的观点,并不等于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文章作者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组织问题上的贡献,是他的整个理论中最少被人研究的部分之一。早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的组织观就已端倪可察了。马克思终生都在发展自己的组织理论。尽管马克思在组织问题上有许多贡献,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遵循的却是源自拉萨尔的另外一种组织观念。今天,当我们研究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形式应该是怎样的时候,组织的作用问题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一、马克思组织观的哲学基础

  尽管马克思一生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并在这些参与过程中阐发了若干至为重要的思想,但他在政治组织问题上的贡献,是他的整个理论中最少被人研究的部分之一。当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的许多追随者(以及他的批评者)就已认为,与他那一时代的其他重要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比,他在组织问题上的贡献显得单薄。这种看法到了20世纪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而列宁关于政治领导与党的建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确实,马克思不同于列宁,他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一套组织理论,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作为组织问题的活动家和思想者的马克思遭到普遍忽视,但还解释不了一切。因为,马克思完全可能提出了某种独特的组织观,但又不让自己发挥出一套详尽无遗的组织理论①。那种忽视问题前一方面的倾向,是更难于把握住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整个理论的内在一致性的。

  早在1843年,马克思组织观的基础就已端倪可察了:“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们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进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②在这里,马克思表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核心思想,即客体生成它自己的知识范畴。理论家的任务不是把任意的设计和规划强加给要考察的对象,而是把握住它的自我运动并予以说明。在1843年的稍晚些时候,马克思对此作了如下的详细阐述:“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③在这里,他认可了现实世界里的这样一种力量,它实现自由的思想而并不简单地抛弃哲学。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上,他对他所称的拥抱现实而否定哲学的“实践政治派”以及无力把握实际历史运动的“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④提出了质疑。

  诚然,这些早期著作中所谈到的政党,大略说来,仅仅是思想主张的一种组织载体,而不是夺取政权的手段。然而这些著作却构成了马克思组织观的基础,他后来终其一生都在发展这些观念。对马克思而言,政党远比权力或统治的运用更为丰富,它是立足于历史客观性已得到证明的思想之上来干预现实的形式。正因此,马克思经常提到“党”,哪怕这个党除了他自己和恩格斯之外再无其他成员⑤。

  二、马克思论政治组织:1848年革命之前与1848年革命期间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革命阶级的发现,直接把他引向他的组织观,从那时起,他便力求与工人们建立联系。1843年底他刚一到巴黎,就会见了“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中间大多是工匠)和普通工人。他在一封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的信中热情地写道:“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在他们中间,他看到历史“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⑥。

  随后,马克思1845年夏季在英国逗留了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会见了宪章派的领袖们,同意建立一个由民主的工人阶级力量组成的国际组织以便进行通讯交流的主张。这促成了1845年9月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的建立。马克思未能参加这次成立会议,但他对组织问题的关注未有稍减。现在他从思想上力求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便互通讯息,交流意见。其结果是在1846年2月,他和恩格斯、比利时共产主义者菲利普·日果(1819-1860),一起创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在给蒲鲁东(1809-1865)的信中说明了这一组织的任务:

  “(这些任务包括)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活动,借以讨论学术问题……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⑦

  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很快就显示出政党的雏形了,特别是当宪章派和英国的德籍流亡者加入之后,当宪章派领导人乔治·朱利安·哈尼(1817-1897)同意参加、正义者同盟的成员(马克思1845年曾在伦敦会见过他们中的德国成员)也同意参加进来之后。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还很难说是个完整统一的组织,1846年一开始,马克思和威廉·魏特林(1808-1871)之间就发生了分歧,其结果是魏特林退出了组织。然而至早在1846年,马克思组织观的基本特色已经落实为具体的组织形式了,它强调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国际主义和明确建立在革命思想基础上的团体⑧。

  然而这里争议的是哪些特定主张呢?那一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为数甚少,主要是一些工匠而不是产业工人,在落后的德国,情况更是如此,在那里工匠人数是产业工人的五倍,物质条件不允许一个有“强大的和组织得很好的共产主义政党”去直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正如马克思在给G.A.克特根(1805-1882)的通知信里所说的,应该首先与进步资产阶级结盟,推进民主,这才是发展工人阶级意识的最适宜的条件:“……支持资产者要求出版自由、宪法等等的请愿。如果做到这一点,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就会有一个新纪元到来。我们的办法就会愈来愈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就会更加尖锐。”⑨

  这种广泛的阶级联盟的特定样式是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过分强调资产阶级力量和推进民主的能力,将会导致工人运动陷入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低估资产阶级力量和推进民主的能力,又会导致陷入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一切都要依据对运动本身所处历史条件的正确认识。正如许多人在谈到1846年马克思的组织时所说的,“马克思的党”之发挥自己的各种组织观,是建立在思想要适合于它的客体这个基础上的⑩。

  到了1847年,马克思的影响已经足够强大,这促使正义者同盟以放弃自己的密谋特点为条件,邀请马克思加入。马克思同意了,于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变成了同盟的一个支部。在1847年7月伦敦代表大会(马克思未参加)上,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被指定为同盟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还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开办讲座,帮助组建德意志工人协会(11)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并担任了协会的副主席。这类事务耗费了马克思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因为马克思面对那些想要马上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并绕开与民主共和派结盟的人们,需要经常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他完成一部作为自己组织工作的纲领性基础的著作,即《哲学的贫困》,此书批判了蒲鲁东力图把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论引入社会主义的主张。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组织需要有这些综合理论性的著作来指导。

  在这个问题上讲得最为透彻的,是马克思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写于1847年末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包含着许多关于组织问题的清晰论述。第一,在批判那些从自己的头脑中发明出关于未来的构想的理论家们时,不应拒绝对目标本身做出明确的阐述。共产党人“仅仅一般地表述”基于“现存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之上的“运动的未来”的“最终结局”。这里完全没有谈到单一政党的独占领导,相反,“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12)。第二,尽管《共产党宣言》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授权所写,但同盟这个名字在《宣言》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甚至连标题中都没有——这是共产党宣言,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这表明马克思所设想的“党”,其意义远远高于对一个特殊组织的要求。他所指称的“党”是基于“崇高的历史意义上”的一种原则与实践的凝结物,是革命者们借以承担其对历史运动的特定形势负责的形式(13)。

  此处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任何特定的组织都是暂时的,它要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活得比自己的时代更长,那它就要失败。马克思从来不搞对组织的盲目崇拜,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的全部组织实践中,特别是体现在最为重要的1848年革命期间。本文不可能详述1848年至1850年间马克思的活动,但以下五个关键之点是必须指出的。

  第一,在法国革命(1848年二月)和德国革命(三月)刚刚发生后,马克思就回到科隆,着手创办一份新的出版物《新莱茵报》。这份报纸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组织中心。马克思极为重视这项事业,以致他早在1848年春天就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它在德国很弱)解散,其工作由出版物承担起来。尽管同盟仍然存在,但1848到1849年间马克思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办《新莱茵报》上面了。

  第二,《新莱茵报》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由于那一时代无产阶级运动的弱小,马克思认为,此时的中心任务是通过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成分结成联盟,扩大民主自由。这并不等于与后者妥协,因为马克思总是称《新莱茵报》为民主派最左翼;也不等于偏离了《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独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14)。相反,这里涉及到的是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一主体自身还很弱,还不能自立,所以它需要在更为广阔的民主运动中促进自己的事业。但这并非贬低无产阶级这一主体,而是要使它能够在既有的历史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马克思认为,通过对广泛的民主自由的宣传鼓动,工人们将得到最好的装备,从而通过选举权的扩大,争取到他们自己的独立阶级利益。正如1849年3月18日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最后一期上所宣布的:“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5)

  第三,随着反革命势力占据了上风(在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失败和对维也纳起义的镇压之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到农民那里寻找新的联盟者。马克思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自己也出身于农民的威廉·沃尔弗(1809-1864)代表马克思的党,在1848年底和1849年写出了关于组织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批评变得愈加强烈了,他写道:

  “在法国,资产阶级只是在清除了阻碍本阶级进行统治的一切障碍之后,才以反革命的首领的面貌出现。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甚至连自己的公民自由和自己的统治所必需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来得及取得就卑贱地作了君主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尾巴……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16)

  这使人回想起马克思在1843年说过的话:“我们(德国人)……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17)马克思不必等到1848年的最后失败,就已经揭示出有产阶级的背信弃义了。

  第四,马克思针对反革命势力巩固所作出的反应,是更加强调革命政党深入研究理论的必要性。1848年9月份,他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会议上作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系列讲话,在此之前,他于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已经以同一主题作过演讲;而在1849年的9月,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又讲了同样的问题。同一时期,《新莱茵报》以连载方式发表了这一演讲,这就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不久,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出现了反对重视理论问题的派别,且来势不小。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1878)和卡尔·沙佩尔(1812-1870)因主张在德国搞武装暴动(靠他们自己!)而在1850年与马克思决裂了,他们争辩说,这种求助于“文化人”的做法将会导致“群众性鼓动”靠边站。马克思回应说:

  “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些先生而且憎恶思维,即冷酷的思维——好像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像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18)

  第五,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政治组织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写于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这篇文章对1848年革命的经验及其结果作出了评价,重点指出了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工人阶级在农村无产者中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以及促进“不断革命”的必要性。他写道,“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他坚决主张:“应该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19)

  这一感人的号召并非意味着实现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背叛了,并不等于工人阶级便马上具备了取得统治的能力。马克思很了解,工人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夺取政权,更别说实行共产主义经济了。马克思是要在工人阶级还正面临着扩大民主选举权的当前任务时,就提出一种引导工人阶级未来斗争的展望。

  三、《资本论》、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随着革命从1851到1852年的全面消退,马克思提议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在一个历史性的关头发挥过作用,这个时刻如今过去了。尽管党的这一短暂表现形式消失了,但在崇高的历史意义上,党自身并没有消失。正如马克思在1860年所写的那样:“同盟跟巴黎的四季社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20)当马克思亲身参加到各种政党中时,他也正是期望着它们的死亡的。

  马克思退回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他那部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从1852年到1864年,他在“全然短暂的意义”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或组织。但这并不等于他退出了组织本身。在这一整个时期,马克思说他是在为“党”工作,这话的意思是说,自从他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以来,他就让自己承担起对一个思想团体的责任了。谈到“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译者)时,他说:“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21)1859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即将交付出版时,他写道:“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22)

  马克思从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发性组织形式的必要性,但这还不是实现解放的充足条件,还需要有能够为“运动的未来”(23)提供指导思想的组织形式。虽然他把这后一种形式称做“党”(24),但他显然不是要以此说明,它应该从外面去统治和控制自发的斗争。同理,他也不认为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那些“暂时性的”党派只是次要的。新的组织形式要从群众产生出来,而革新者们——包括马克思在内——则要参加进去并负责使之具有思想性。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的党派不是宗派,它们必须表现为“自觉的、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25)。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既没有创立国际,也不想谋求国际的最高领导权,然而他对国际的影响是巨大的。国际发起于1863年7月英法工人们表示他们团结一致支持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集会,以及随后在美国内战中对北方的支持。在巴黎,当工人们对于成立一个能够团结一切工人的组织的倡议作出坚决响应之后,国际于1864年9月在伦敦成立了。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被指派参加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国际的章程,写作成立宣言,还参加了国际的总委员会。

  这个成立宣言尽管不像《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原理时那么勇猛无忌,但还是提出:“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这一清楚明晰的宣言把马克思推到了国际的领导位置上。到1866年日内瓦大会召开的时候,马克思自己承认,他在国际的所有意图和主张上都起着首脑的作用(26)。然而,他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让自己看上去像个领导。国际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如同他在1866年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但是决不指使或强迫它接受任何空论主义的制度。”(27)

  欧洲工人运动在当时是五花八门的——从工联主义者到反对工联的蒲鲁东主义者,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它们全都是国际的组成部分。反对资本主义的派别从未占据支配地位,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派的影响获得了增长。马克思在国际中要处理一系列复杂的协调事务,在面对大量内部冲突时他需要努力维持组织的统一。国际的这种多派别特色第一次使得工人大众能够跨越国界,在同一个组织内部活动,这并不是它的弱点,而是它的力量。马克思说:“国际建立以前的所有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为工人阶级建立的,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28)

  对国际的最大考验来自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国际并没有创造公社,公社完全是自发产生的;然而公社一诞生,国际便倾尽全力去支持它。在起义后的头十天内,马克思被指派负责与巴黎人民的联系。在给国际各支部寄去大量书信敦促它们给公社提供援助后,马克思开始写作《法兰西内战》。此书特别点出了公社的最主要贡献,这就是“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迫使“旧的集权政府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29)。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一党独占和政治垄断政权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而以前的革命则是“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30)。相形之下,巴黎公社是要由联合起来的民众通过权力分散和对社会的民主化管理,来废除国家机器。

  马克思对公社决不是没有批评的。他批评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进攻并解除反革命的武装,认为是这些错误最终毁掉了公社。但是他从没说过公社的失败是由于缺少一个领导斗争的中央集权“先锋队政党”。正好相反,他把公社看做“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31)。这种“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是由马克思的党——尽管它在公社中只居于少数,但主要依靠莱奥·弗兰克尔(1844-1896)和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1850-1910)的努力——直接推行了的。

  公社的失败和随之而来遍及欧洲的严厉镇压,急剧地改变了客观形势。作为反应,在1871年9月的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大力支持爱德华·瓦扬(1840-1915)关于将国际转变为政党的决议。马克思声明说:

  “鉴于: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32)

  马克思在这里支持的是一位布朗基(1805-1881)拥护者的决议,但并不支持他关于无产阶级的党应该由一小批职业革命家核心人物组成的观点。马克思在政党问题上有着远为开阔的、建立在国际的基本原则之上的观念。他认为,这些原则在如今变化了的条件下仍然适用,它们有利于更好地增进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33)。

  尽管马克思强调说,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关注与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是彼此一致的,都是在坚持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与政治解放密不可分的观点,但1871年伦敦会议通过的决议(后来在1872年海牙大会上又予以重申)还是成为一个新的、某种程度上具有关键意义的起点,它表明第一国际不能再往前走了。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咎于来自国际内部对新主张的反对。许多英国工联主义者对这个新主张很反感,认为它使得国际转到了远离经济斗争的方向。米哈伊尔·巴枯宁(他是在1869年被吸收进国际的)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们对此也持反对态度,他们声言:“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地拒绝并反对一切与纯政治党派的妥协。”(34)当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违反民主原则,想要在国际内部建立秘密组织,从而被开除出国际时,裂隙已经不可弥合,国际走向分崩离析了。争吵日益激烈,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这也就意味着它的死亡。尽管马克思为了组织问题费尽心力,而在第一国际事务上更是如此,但一旦它在历史发展中过时了,马克思就很乐意地顺其自然了。

  四、两种组织观: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党的问题上的对立

  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贡献,进一步延伸到了德国运动中关于党建问题的争论中。实际上,他在组织问题上的一些特别独到的观点,是在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的思想影响进行争论时发展起来的。

  拉萨尔在今天似乎没有多少人关注了,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早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甚至像罗莎·卢森堡这样坚决支持自发性的自治活动的人也认为:

  “拉萨尔将1848年三月革命中最重要的历史成果转变为终将使德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行动了。十五年后,他使德国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招募下解脱出来,组成了自己的独立阶级政党……他的不朽成就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发展起来。”(35)

  第二国际(以及后来第三国际)的无数人物,认为“现代社会主义者之受惠于拉萨尔,甚至超过受惠于马克思;马克思创立了文化的与论证的世界,拉萨尔使人民组织起来”(36)。拉萨尔在1863年5月创建了第一个德国工人阶级的党——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事实,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那一套影响更大的思想,它认为知识分子是“科学的代表人物”,正是知识分子将社会主义意识传给工人们,因为工人靠自身努力是得不到这些意识的(37)。卡尔·考茨基(1854-1938)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人接过了这一思想,后来又把它传递给了列宁(38)。他有句名言:“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39)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观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拉萨尔的(40)。

  然而,马克思本人远不像他的追随者们那样对拉萨尔的“不朽功绩”感兴趣。1862年7月,他称拉萨尔的国家主义观点为反动的、波拿巴主义的(41)。当拉萨尔的党建立时,马克思向同事们表明,他与此毫无关系,尽管他克制着不让自己的批评意见公之于众(42)。一个月后马克思警告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以及德国的其他人说,不要支持“拉萨尔派”——他通常指的是全德工人联合会;而在1865年马克思作出这样的结论:“同伊戚希男爵(指拉萨尔——译者)遗留下来的那个工人联合会没有什么好说的。它解散得越快越好。”(43)

  诚然,马克思之激烈地反对拉萨尔派的组织,是因为他们想尽力通过妥协手段,从政府那里获得“工人合作社”的资助。但是他对拉萨尔的组织观也没少批判,这种观念认为拉萨尔自己那样的知识分子才最有能力“领导”工人、因为是他们把“意识”灌输给工人。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拉萨尔是要求“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运动,然后把他那样‘带着科学这种闪闪发光的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马克思说,拉萨尔是想“让自己登上未来工人独裁者的座位”(44)。

  不幸的是,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反对没有引起德国“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的重视。当他们在1869年组建起自己的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译者)时,马克思对他们感染了他所称的“拉萨尔崇拜”提出了异议。在此后的若干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抱怨拉萨尔主义对党的危害。这一情况到1874年晚期变得很明显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开始和全德工人联合会谈判,两派准备合并,但没有把此事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5年5月1日马克思对两派统一的回应——《哥达纲领批判》,可能是他在组织问题上的最重要文献了。此文尖锐地逐条批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农民、“工资铁律”以及共产主义等问题上的拉萨尔主义观念。在抨击《纲领》孤立地把兴趣集中到分配而不是生产关系上时,马克思最为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之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在马克思不允许自己陷入对未来的详细设计时,他的追随者们却不懂得如何把握废除价值生产的中心问题,这迫使马克思特别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45)。在批评一份党的文件时论及这个问题,马克思正是以此指明:一个工人政党的生存,关键在于它对于资本主义和针对它的革命替代要有清晰的认识。

  为什么马克思如此尖锐地反对这个新的党,以至威胁说要公开声明他与这个党毫无共同之处?这肯定不是因为马克思对党的必要性有疑问——尤其在1871年以来,他就一直强调党的重要性;也不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个统一代表大会没能把握住作为独立阶级政治的党的必要性(尽管拉萨尔跟俾斯麦有过勾搭,但没有证据显示马克思的追随者们也走了这条路)。马克思与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别另有原因,这就是:组织的统一是否比革命的原则更重要?他的追随者们认定,统一是高于一切的考虑,哪怕是与一个在资本主义分析及其替代问题上都固守错误的派别,也要实行统一。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绝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46)。这句话揭示了他的政治组织观的一个最主要方面,即是说,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仅仅由于它自己建起了一个党,仍不足以获得其历史性存在的权利。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使自己坚持政治的和哲学的原则,从而使工人阶级提高到能够超越现存社会的理论视野。这才是统一代表大会所缺少的东西,这也使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作的批判,成为他的政治组织观的一份核心文献。

  然而,坚持一个政党要在资本主义的替代问题上有准确的认识是一回事,主张这个党应成为新社会萌芽的体现是另一回事。马克思确认前者而拒绝后者。他尖锐地反对这样一些人,正如他所说的,这些人认为“如果巴黎公社社员了解到公社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他们一定不会遭到失败,他们一定会把纪律和武器——这些只有当不再有战争的时候才应当消失的东西——抛得一干二净!”(47)组织固然具有决定性,但在马克思看来它自身绝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新的社会,它是远远高于组织的。

  马克思决定不公开这份批判,部分原因是党的领导者们例如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在监狱里,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希望党的发展将会使得哥达纲领失去实际意义。然而后来情况并非如此。1877年,马克思不得不写道:“在德国,在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习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48)。事实上,是哥达纲领而不是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打下了基础。甚至到了1891年,当恩格斯因与爱尔福特纲领(此处应该是指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译者)的分歧而坚持将《哥达纲领批判》出版时,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视了。

  如果要用一段话来概括马克思的组织思想,那只能是他给拉萨尔派领导人约翰·冯·施韦泽(1833-1875)的话:

  “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49)

  五、结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对立

  尽管马克思在组织问题上有许多贡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遵循的却是源自拉萨尔、考茨基或列宁的另一套组织观念。尽管人们广泛认为,马克思是更伟大的思想家,而拉萨尔想与德国政府结盟是错误的,但拉萨尔的组织观念在总体上却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确实,这些观念经过列宁改造之后获得了新的面貌。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正是在列宁的观念那里,一个宏大的党代表着——或者说它就是——由‘少数人’的党所替代的工人阶级……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50)

  列宁的确在马克思主义史上赢得了地位。但他的组织观念——很难说是他的独创,而是取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了很大损害,特别是它把一党模式提升到了以大众的名义实行权力垄断的高度。这条路径在斯大林体制犯下了恐怖的罪行之后,显然无法再延续下去了。这种对权力的一党垄断,不是由工人阶级而是由知识分子精英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统治,在苏联以及其他斯大林模式国家中,为某些历史上最残暴的体制开辟了道路。在许多方面,苏联共产党所主张的,恰好是马克思一切主张的反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马克思的这一观念:“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51)

  与此同时,那些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又维护社会民主主义或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自由市场”和斯大林主义变体当成替代资本主义之可行的替代物,也是彻底失败了的。历史表明,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政党更短命的了,它们只会分化成一些纯粹的宗派。

  同时,在集全力关注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著作的名义下,也是没有理由忽视马克思在组织问题上的贡献的——仿佛他那些理论著作中的“艰深”特质,到了他的“浅俗”政治活动中就杳无踪影了似的(反之亦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是马克思从他的思想生涯一开始就厌恶的,我们如果把这样的解释强加给他,就很难公正地看待他的理论的内在一致性。

  各种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运动,从来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运作的:党需要对群众实行动员,指引目标。这一点是如此明白易懂,以致几乎没必要再进一步去解释了。但今天,在百年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努力失败之后,目标显然不好懂了。今天在我们面前最不确定的问题就是: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形式应该是怎样的?组织的作用由此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仅仅让组织作为特定阶级或势力的代表是不够的,哪怕必须如此;仅仅让它们发展出无等级差别的、民主的决策形式也是不够的,哪怕必须如此;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对于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来说,都还不是充足条件。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组织,它们在革命之前就能够提出革命之后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并予以研究(52)。

  在许多方面,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反应,代表了众多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组织问题时的态度:“理论和实践是两码事。我无条件地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但在实践中我要走自己的路。”(53)以百年后的当今眼光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带来了怎样的灾害。重新研究马克思在组织问题上的贡献,此其时矣!

  注释:

  ①“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可能存在某种具有固定不变的组织形式的‘党’的理论的,因为对于一个主张阶级自我解放并拒斥宗派主义的人来说,这样的理论是没有存身之处的。”见J.Cunliffe的“Marx,Engels and the Part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2,No.2,1981,p.349。然而,当Cunliffe由此引伸出马克思根本就没有组织观时,我就不能同意他了。

  ②K.Marx,“Letters from Deutsch- Jahrbücher,” in MECW,Vol.3,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14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418页。以下引用此书的出处,均为中文第一版——译者).

  ③K.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Introduction,” in MECW,Vol.3,p.18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11页——以下引用此书的出处,均为中文第二版——译者).

  ④K.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Introduction,” in MECW,Vol.3,p.18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

  ⑤K.Marx to F.Engels[November 12,1858],in MECW,Vol.40,p.354(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能查到这封信——译者).

  ⑥K.Marx to L.Feuerbach[August 11,1844],in MECW,Vol.3,p.35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451页).

  ⑦K.Marx to P.Proudhon[May 5,1846],in MECW,Vol.38,pp.38-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页).

  ⑧“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一开始就显示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组织特色,它确认了通过组织来传播思想的必要性。”A.H.Nimtz,Jr.,Marx and Engels: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Albany:UNY Press,2000,p.31.

  ⑨K.Marx and F.Engels,“Letter from the Brussels 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 to G.A.,” in MECW,Vol.6,pp.55,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页).

  ⑩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讨论,可见M.Rubel,“Le parti proletarian”,in 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Paris:Payot,1974.

  (11)不要把这个德意志工人协会与安德烈亚斯·哥特沙克(1815-1849)在1847年底组建的科隆德意志工人协会混为一谈。尽管马克思也参加了后一协会,但他和拒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的哥特沙克之间有严重分歧。

  (12)这里的引语均来自《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与中文版《宣言》有较大差别。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5页等处——译者。

  (13)See K.Marx to F.Freiligrath[February 20,1860],in MECW,Vol.41,p.87(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能查到这封信——译者).

  (14)J.Molyneux在《马克思主义与党》中提出了这一看法。见Marxism and the Party,London:Pluto Press,1978,p.22.

  (15)语出马克思:《致科隆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3页。

  (16)K.Marx,“The Victory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Vienna,” in MECW,Vol.7,p.50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1页).

  (17)K.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Introduction,” in MECW,Vol.3,p.18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

  (18)K.Marx and F.Engels,“Review,” in MECW,Vol.10,p.53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37-538页).

  (19)K.Marx,“Address to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League,” in MECW,Vol.10,pp.281,28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8、375页).

  (20)K.Marx to F.Freiligrath[February 20,1860],in MECW,Vol.41,p.82(应为1860年2月29日马克思致弗莱里格拉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册,第481页——译者).

  (21)K.Marx to F.Engels[November 24,1858],in MECW,Vol.40,p.354(应为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致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页——译者).

  (22)K.Marx to J.Weydemeyer[February 1,1859],in MECW,Vol.40,p.37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9卷第554页——译者).

  (23)K.Marx and F.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ECW,Vol.6,p.518(见《共产党宣言》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纪念版第88页——译者).

  (24)当然,正式的、有组织的革命党——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必要的。但这些党也是暂时的,它们随着历史运动的不确定性而起起落落。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和表现是可以永远适用的。

  (25)K.Marx and F.Engels,“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MECW,Vol.6,p.495(《共产党宣言》纪念版,第67页。此处作者引用的是英文版,其中self-conscious一词是中译本中没有的——译者).

  (26)See K.Marx to F.Engels[March 13,1865],“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takes up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and I am in fact the head of it,” in MECW,Vol.42,p.13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译者)

  (27)K.Marx,“Instructions for the Delegates of 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 in MECW,Vol.20,p.19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页——译者).

  (28)K.Marx,“Record of Marx’s Speech on the Seven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 MECW,Vol.22,pp.633-63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译者).

  (29)K.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CW,Vol.22,p.33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56页——译者).

  (30)K.Marx,“Drafts of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CW,Vol.22,p.48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48页——译者).

  (31)K.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ECW,Vol.22,p.33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译者).

  (32)K.Marx and F.Engels,“Resolut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WMA,” in MECW,Vol.22,p.42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5页).

  (33)更为详细的论述,可见M.Musto,Workers Unite!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New York:Bloomsburg,2014),pp.36-51。这本书收入了伦敦会议上的许多决议。

  (34)See Paris Section,“On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Workers Unite! The International 150 Years Later,p.291.

  (35)R.Luxemburg,“Lassalle und die Revolution,” in Gesammelte Werke,Vol.1.2,Berlin:Dietz Verlag,2000,p.418.

  (36)B.Villiers,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England,London:T.Fisher Unwin,1908,p.86.

  (37)拉萨尔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目标正好是这样的……把科学知识传播到工人群体中间去。”传播的媒介是像拉萨尔自己那样的知识分子。See F.Lassalle,Science and the Workingmen,New York:International Library,1900,p.44.See also L.T.Lih,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Chicago:Haymarket Books,2006,pp.57-61.

  (38)Lih认为列宁在组织问题上是个拉萨尔主义者:“他如今在历史记忆中的缺位,必定使我们在关于像列宁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看法上产生歪曲。在列宁看来,拉萨尔是英雄,尽管他也同意所有对拉萨尔的批评。”(Lenin Rediscovered,p.60)Lih认为这不是错误,而是对传统的恰当继承。而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评,Lih是不去关注的。

  (39)V.I.Lenin,What is to be Done? in Collected Works,Vol.2,p.61(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37页上引用考茨基的话——译者).

  (40)“拉萨尔死后很久,其影响仍然无处不在,不仅在改良主义者,而且在革命者那里,都是如此。特别是在组织问题上,他的影响更大……从卢森堡到托洛茨基,人人赞扬拉萨尔,认为他在组织问题上看得不仅像马克思一样清晰,而且站得更高,思想更加具体。”见R.Dunayevskaya,Rosa Luxemburg,Women’s Liberation,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1,p.154.

  (41)See K.Marx to F.Engels[July 30,1862],in MECW,Vol.41,p.39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第261页——译者)当时马克思还不知道拉萨尔跟俾斯麦的交易——这一事实是在拉萨尔死后才揭露出来的。但马克思此前已经怀疑拉萨尔搞阶级妥协了。

  (42)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职务,在这个位置上他不能让人们觉得,他对国际中各国组织的内部事务先入为主地作判断。

  (43)K.Marx to F.Engels[February 3,1865],in MECW,Vol.42,p.7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5页——译者).

  (44)K.Marx to F.Engels[April 9,1863],MECW,Vol.41,p.4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6-337页——译者).

  (45)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加详尽的讨论,可见P.Hudis,Marx’s Concept of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Chicago:Haymarket,2013,pp.187-206.

  (46)K.Marx to W.Bracke[May 5,1875],in MECW,Vol.3,p.78(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6页——译者).

  (47)K.Marx and F.Engels,“Fictitious Spli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 MECW,Vol.23,p.1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6页——译者).

  (48)K.Marx to F.A.Sorge[October 19,1877],in MECW,Vol.45,p.28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81页——译者).

  (49)K.Marx to J.B.Schweitzer[October 13,1868],in MECW,Vol.43,p.13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3-584页——译者).

  (50)Molyneux,Marxism and the Party,p.36.

  (51)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in MECW,Vol.24,p.94.(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第313页——译者).

  (52)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可参见P.Hudis,“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Vermittlung von Zielen und Wegen sozialistischer Politik,” in Wie lernt das linke Mosaic? edited by M.Hawel and S.Kalmring,Hamburg:VSA,2016,pp.196-211.

  (53)Quoted in G.P.Steenson,After Marx,Before Lenin:Marxism and Socialist Working Class Parties in Europe,1884-1914,Pittsburg:Pittsburg University Press,1991,p.279.

作者简介

姓名:皮特·胡迪斯 工作单位:美国欧克顿社区学院人文与哲学系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王禧玉)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我的留言 视频 图片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淘彩票计划群 极速赛车热冷号走势图 宏发彩票计划群 澳彩网彩票计划群 上海11选5计划 极速赛车是骗局吗 皇冠彩票计划群 传奇彩票计划群 头奖彩票计划群 杏彩票计划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