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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红梅 周少青: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应对复杂多样性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
2019年07月29日 08:43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和红梅 周少青 字号
关键词:印度;民族国家构建;多样性;政治策略

内容摘要:

关键词:印度;民族国家构建;多样性;政治策略

作者简介:

  提要:文章在分析印度复杂多样性的基础上,较为详细探讨了印度政府应对这一复杂多样性的政治策略,即废除种姓制度,实行国民一律平等的宪政民主制度;坚持印式“多元一体”,但不承认任何“族性”分类;创制“非对称性联邦制”,通过接纳地区多样性而强化中央权力。对语言多样性问题,印度政府在国语或单一官方语言政策失败、不得不接受语言多样性的政治化和国家化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语言划邦或“语言民族主义”产生的消极后果。总体而言,在应对复杂多样性问题上,印度政府的做法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维护了印度政治上的一体化和国家的统一性。

  关键词:印度;民族国家构建;多样性;政治策略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别比较研究”(17AMZ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社会文化基础调查”(15ZDA068);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2019年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印度是一个有着“惊人多样性”[1](P.61)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多样性是“是摆在表面上的,谁都看得见。这和身体的外貌以及某些精神上的习性和特征都有关。”[1](P.62)印度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种姓、宗教、文化、地区、语言、人种等各个方面,也表现在地理分布及生态环境上。①事实上,多样性已然成为印度的一种标识,它渗透在印度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生活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等各个维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判然有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2](P.1)历史上,印度的这种复杂多样性甚至也被英殖民者视为“优点”,因为这一特性可以被用来进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3]现实中,印度的复杂多样性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和观念基础,也为其跻身世界大国,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际形象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宝库,但同时也对印度民族国家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国度建构一个统一的、富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是摆在历届联邦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

  1947年独立后,印度领导人开始在国家制度建构层面,系统审视印度的复杂多样性,在将语言多样性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同时,果断废除种姓多样性(制度),并将宗教、文化和地区维度的多样性彻底“去族性化”。②创制“非对称性联邦制”,通过接纳地区多样性而强化中央权力。与此同时,为遏制语言多样性政治化、制度化带来的离心倾向,印度政府还启动邦内第二语言政策(策略)、潘查亚特制度等制衡性机制,防范语言邦一语独大。同时,考虑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生态类型划邦,将提高治理的有效性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或者说国家安全结合在一起。

  总的看来,在应对复杂多样性问题上,印度政府的做法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使这个极其多元的广袤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等各个方面持续上升。印度“统一性”构建的案例也表明,在民族国家构建问题上,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印度民族国家构建具有非典型性。

  一、印度复杂多样性的形成及其对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挑战

  (一)复杂多样性的形成

  印度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③其复杂多样性深刻地孕育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④历史上,印度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治单位存续时间非常短暂。⑤相反,分裂、分离和“外族”入侵占据了印度历史的绝大部分。⑥这一独特的历史经历和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文化复杂多样性的格局。由于种种原因,印度没有形成类似古代中国那种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主体文化,其“原初的和次第侵入次大陆的各种文明都未能将侵入的异族文明有效整合、融合或同化”,[4]如此,印度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文化更替或更迭,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兼收并蓄的“文化堆”现象。

  印度最早的原住民是尼格利陀人和原始澳大利亚人,⑦数千年来,他们先后遭受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包括突厥化的蒙古人)以及西方国家如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入侵,这不仅持续改变并丰富着印度的人种多样性,而且使得印度呈现出一种高度多元文化的境况。事实上,印度社会和国家就是多种文化主体博弈交融的结果:雅利安文化与达罗毗荼文化的冲突磨合,印度教及佛教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扞格濡染⑧,印度文化格局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摩擦交融,⑨以及近期全球化与印度本土化的交流融会,⑩等等,不仅锻造或型塑着现代印度国家的特性,而且造就了印度社会“无比多样性和复杂性”。11

  (二)复杂多样性之多维

  当今印度有各类博物馆或大熔炉等夸张称号,如“人种的”、12“民族的”、[5](P.1)“宗教的”、[6](P.35)“语言的”、[5](P.1)“文化的”[7]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存在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种姓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同于传统的族裔、宗教、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它对相关人群的区隔效应是全面的、系统的和根深蒂固的。

  1、种姓多样性

  种姓制度曾是印度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现在仍是最重要的社会结构。种姓制度将印度教徒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外加一个等外层级“贱民(也称“不可接触者)”。种姓制度既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是主体多样性的一种社会结构。

  尽管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和实践,但是如何定义种姓制度仍旧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印度著名学者古里耶(Ghurye)指出,针对种姓这一复杂的现象,任何尝试进行定义的做法都会遭到失败。[8](P.19)他认为,种姓制度至少有以下六个特点,第一,社会被分割为若干部分;第二,严格的等级制度;第三,饮食和社会交往方面存在种种限制;第四,不同种姓集团的成员在宗教和世俗方面享有不同的特权,遵守不同的禁忌;第五,缺乏选择职业的自由;第六,婚姻方面也存在诸多限制。[8](PP.1-30)巴纳巴斯(Barnabas)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两点,一是认为种姓制度具有排他性,二是认为“每个种姓都有迫使成员服从各种规定的权威机构”。[9]

  塞勒斯丁·布格列(Ce?lestine Bougle?)指出,种姓制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职业世袭制度(Hereditary specialization);二是阶序(等级)(hierarchy);三是排斥性。他认为这三个特征相结合构成了种姓的基本属性。布格列认为种姓制度尽管不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现象,[10](P.66)但完整意义上的“种姓精神”仅存在于印度社会的土壤中。[10] (P.67)

  以种姓为基础的印度社会既是“自我维系的(self contained)”,又是“绝对区隔的(segregated)”,同时又以特定的等级和礼仪将他们相互联系。[11](P.48)各个种姓之间除了“斥力”以外,还存在着“凝聚力”,其中,印度教和一种叫做“贾吉曼尼”的制度起到很大作用。13

  纵向来看,种姓制度及其塑造的社会结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延续的时间几乎与印度文明等长。3000多年以来,印度历史上不乏试图消灭或改革种姓制度的政治家或思想家,14但他们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横向来看,种姓制度决定和影响着印度教徒和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制度,到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一直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无不受到种姓制度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不了解种姓制度,就无法了解印度的历史,也无法理解印度的现实。实际上,“没有种姓就没有印度教”,[10][P.64]没有印度教也就没有印度。因此,要了解印度社会的实质,就必须要深入研究种姓的方方面面。[12][P.38]

  2、语言多样性

  语言多样性是印度社会的基本特征。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着丰富语言传统的国家,其语言多样的原发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语言多样性被称“自然现象”。[12]印度著名语言学家潘迪特(Pandit)认为印度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的巨人(sociolinguistic giant)”。[13](P.38)据内政部2001年公布数据表明,在印度,超过100万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有30多种,超过10000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高达122多种,[14]其他类语言和方言更是高达1500多种。按照美国(CIA)2011年的大语种统计口径,印地语为43.6%,孟加拉语8%,马拉地语6.9%,泰卢固语6.7%,泰米尔语5.7%,古吉拉特语4.6%,乌尔都语4.2%,卡纳达语3.6%,奥迪亚3.1%,马拉雅拉姆语2.9%,旁遮普语2.7%,阿萨姆语1.3%,迈蒂利语(Maithili )1.1 %,其他5.6%。[15]语言是印度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深刻的“族性要素”,它对于印度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长期的、结构性的。

  3、宗教多样性

  同样,印度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国度,南亚次大陆是世界四大宗教即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的发源地。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在印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是世界上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和巴哈伊教徒最多的国家。[16](P.94)同时,印度也有着相当数量的伊斯兰教徒。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2011年的统计,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的79.8%、伊斯兰教徒占14.2% 、锡克教徒占1.7%、基督教徒占2.3%,耆那教和其他十多个宗教及宗教信仰不明的共占2%。[17]

  宗教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多种宗教的共存上,也体现在印度教自身。朱利斯·利普内尔(Julius Lipner)指出,“印度教是一棵独木成林的榕树”,[6](P.56) “印度教的‘榕树模式’是一种充满内在联系的多中心现象。”[6](P.56)从印度教自身来看,其内部纷繁复杂,道统众多(有希瓦、沙克蒂、外士那瓦等)、派系(湿婆、毗湿奴、性力等)林立,神灵体系更是复杂非凡,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主神如梵天、毗湿奴、湿婆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神灵,15此外,印度教徒也崇拜各种自然神甚至万物飞鸟走兽,等等。正如查尔斯·艾利欧特(Charles Eliot)所言,“印度教是过分茂盛甚至有些混杂的丛林”。[18](PP.86-87)有学者甚至称“印度教是一种结构松散的信仰联盟”。[6](P.77)印度教的多样性显然受到诸如地区、种姓、语言和各种习俗的影响。

作者简介

姓名:和红梅 周少青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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