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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与原住民电影:相互融合的社会实践
2019年08月09日 09:22 来源:《民族艺术》(南宁)2018年第5期 作者:杨云鬯 字号
关键词:民族志电影/原住民电影/媒体人类学/表征危机/参与式电影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志电影/原住民电影/媒体人类学/表征危机/参与式电影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虽然在概念层面存在区别,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们之间并不需要划出明确的界限。二者的关系是互相包容的,应该被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下进行考量。作为互为融合的两面,它们共同反映了对表征危机及人类学表征合法性的反思。同时,民族志和原住民电影也共同折射出由阿尔弗雷德·杰尔(Alfred Gell)所提出的指示符号和一种使得能动者之间频繁互动的复杂媒体效应。

  关 键 词:民族志电影/原住民电影/媒体人类学/表征危机/参与式电影

  作者简介:杨云鬯,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物质与视觉文化博士候选人。

  民族志电影(ethnographic film)和原住民电影(indigenous film)在多大程度上相容或相矛盾?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始终无法给出“一刀切”的答案。总体而言,它们是互为包容的关系,但这一结论并不是将两个独立事物进行简单比较所得出的结果,而是基于对这两个概念基本定义的讨论之上。

  在一个较为机械的层面来看,民族志电影可以被定义为由人类学家制作的电影,他们把电影制作作为一种民族志研究的主要手法。①这些电影在根本上把与现代世界有所交往的原住民或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人表征为研究对象,主要在人类学课堂和民族志电影节流通,或作为某些地方性知识通过电视媒体向普通民众播送。而原住民电影的定义则并不相同。根据菲·金斯博格(Faye Ginsberg)的一系列著作所述,②它们是由原住民自己制作的电影,通过原住民自己的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并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标志和对于现存的由西方建立的统治秩序的一种回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看起来是有共同点的,但这个共同点之间又存在着一些冲突:两者一方面皆关注一般意义上处于现代社会以外的人群。但民族志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盘剥”(exploiting)原住民,而这些原住民则用自己制作的作品通过“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对其进行回应。③然而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二者间关系的变化,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也无法限于这种简单的方式之中。

  一、定义的困境

  尽管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不应被看作是两个全然相同或全然不同的事物,但一些如卡尔·G.海德(Karl G.Heider)和杰伊·鲁比(Jay Ruby)的学者把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进行了一般意义上的分类,把它们分别看作两种不同的电影种类(genres)。由此,他们振振有词地提出了好些定义和规则。尽管海德详细地讨论了民族志电影的定义是可变的,他仍然坚持认为是“民族志性”(ethnographicness)决定了一部电影是不是民族志电影,而“民族志性”则很大程度上由民族志的特征所决定,被规范在了一种极端的人类学学科视野之中。④同时,他强调,对于民族志电影来说,“民族志必须优先于电影的制作,如果民族志的需求与电影摄制的需求产生了冲突,民族志必须取得优先权”⑤。基于这一立场,海德讨论了在他所定义的该领域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他们的电影历史及制作过程。与此相似,鲁比也非常担心人类学知识退化成一种肤浅的形式和理解,在一般的电影中被滥用。因此,通过在民族志电影和其他类型的电影之间“划分界线”,他对于捍卫民族志电影这件事情采取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立场。⑥在十余年后,鲁比和德灵顿(Matthew Durington)在谈论民族志电影时虽然承认民族志电影的外延和内涵均广阔而不宜定义,他们以早先视觉人类学史为蓝本的举例论证则显示出鲁比本人的观点并未就十多年前有根本的改变。⑦总体而言,海德和鲁比都把民族志电影看作由人类学家制作,用来表征原住民及边远人群的作品,对于它们的评价应当有一个人类学意义上“更加民族志”的预设。

  然而,自“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这个提法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以来,对于表征“他者”的合法性被反复地质疑,特别是出现了原住民开始通过新兴的媒体技术为自己发声的重要事件。这一民族志电影的对立面一般被称为原住民电影,它们由之前的“被摄者”“他者”出于不同的原因制作出来,比如政治权益或文化保护。菲·金斯博格是最热衷于亲身参与原住民电影的制作及研究中的人类学家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初,她就一直在对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并在她的文章《原住民媒体:浮士德的契约还是全球村?》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她指出,通过原住民媒体所表现的原住民文化与全球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人类学家不应该对西方与非西方世界里不断改变的“媒体景观”⑧变得麻木。相反,随着媒介人类学这一概念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应当有能力去分析当时最新的、最显著的转向,例如原住民的自我表征和自我意识。此外,这种分析的切入点应当是很有张力的,因为它建立在一种现象学意义的社会语境的基础之上。⑨她在其他文章中还提出了原住民电影对民族志电影表征他者的合法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一些人类学家担心原住民电影会让他们失去代表“文化的他者”的权威地位,金斯博格则直接回击了他们的担忧。⑩由于金斯博格的理论在该领域非常重要,本文在其后的讨论中会回到她的理论上,特别是她对于原住民电影的态度上。

作者简介

姓名:杨云鬯 工作单位:伦敦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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