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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秀:建构成熟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2019年09月04日 10: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秀秀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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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网络民族志尚在趋向成熟的路上摸索前进,仍然需要我们在与最前沿的民族志研究的对话中,探索网络民族志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为理解“线上中国”贡献力量。

  信息社会的发展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大数据以其面对“所有数据”的优势,能够抓取社会生活的各个瞬间,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事实及其相关性,获得对于信息社会的全面解释,冲击了传统的抽样方法;另一方面,面对网络空间中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舍弃精确性,追求混杂性”的大数据确有其力有不逮之处,理解网络现象背后的意义,更或者是“信息主义精神”,显得尤为重要。由此,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成为质性研究中炙手可热的概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拓展网络空间研究新方法

  目前,已有研究在网络民族志的范畴、边界、伦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互联网作为文化和文化产品”是互联网田野成立的基点,观察、记录、理解当下发生的鲜活的互联网文化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旨趣。尤为重要的是,网络民族志作为以网络空间为研究对象的方法,已经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二元分立。互联网已全面渗透至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已不再是“虚拟”的,所以虽然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在线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赛博民族志(cyber-ethnography)等提法还在沿用,但不能仅从字面上判断其方法性质。而存在较大争议的“线上田野是否需要扩展至线下”问题也在“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启发下得到部分解决,即马库斯(George E. Marcus)提出的跟随人群、实物、标志、符号、隐喻的流通、情节、故事、人群生活历史和冲突等转换田野地点。也就是说,是否需要线下访谈不局限于人为设定的界限,而取决于研究者对于完整性的追求程度,即是否需要线下调查以全面理解报道人的生命历程,并连接起他/她的线上行动的意义闭环。在方法细节上,学者们所强调的“浸染”“编织”“讲述”等为我们描绘了丰富的网络图景,长期的“灌水”、隐蔽的“潜伏”、抢救式的文化记录,网络民族志对中国互联网进行了“深描”。

  可以说,网络民族志发展至今,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在一些节点性问题上,亦有较大推进。而网络民族志作为人类学或社会学向网络空间拓展的新方法,其实还有许多亟须反思的细节。比如,在具体的实践中,研究者认为匿名保护、知情同意等伦理原则在网络调查中仍应坚守,而究竟如何保障报道人的信息安全、何时向被研究者表露研究者身份等则莫衷一是,仍然在探索中。更为关键的问题则表现在与传统民族志的对话、方法理念的深化、调查技艺的精进、互联网平台的角色定位等方面,而这正是网络民族志向成熟方法迈进的重要步骤。

  理论深化洞察网络田野

  网络民族志是反思性民族志的一部分。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初期,学者往往过于强调方法之新,将之视为超越传统方法的新篇章——离开“在场”田野,只需面对屏幕。而事实上,网络民族志在转换田野场景的同时,仍然与当代民族志的话语转向密切相关。高丙中将民族志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自发性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性的民族志。第三个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马林诺夫斯基为标杆的科学民族志受到多元审视。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马库斯主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集中呈现了这一转向,“唤起”“话语”“复调”“对话”“多地点”等关键词成为民族志的新兴中心语,刷新了传统民族志中主客体单向关系的“再现”“文本”等。此后兴起的网络民族志显然汲取了反思性民族志的诸多养分,即时性的、娱乐化的、无厘头式的、解构主义的表述在网络田野中俯拾皆是。网络民族志在记录这些“话语碎片”时,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研究者作为唯一发声中心的努力,追求“对话式的生产”。这与反思性民族志的特质交相辉映,站在了民族志发展的前沿。更进一步地,网络民族志应承担起方法开拓的责任,在互联网田野上为反思性民族志贡献更多的智识与经验。

  网络民族志以探求“想象的共同体”及其意义为己任。网络空间的信息纷繁复杂且转瞬即逝,学者已热切地投入到这一田野领域,但这些热情将指向何处仍需讨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本着人类学的精神,向人们揭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们互不相识,但其“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与“天涯若比邻”的网民共同体具有相通之处(虽然网民之间的联结黏度与民族相比还有较大差异),以兴趣、观点、爱好等联结起来的网民在线上形成了交错有序的社会生活,与个体化趋势日渐深入的现代性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网络民族志用于探究“线上群学”最恰当不过,还能够反向回应现代性困境,理论意义极为深远。值得强调的是,在大数据无孔不入的时代,捡拾关于“想象的共同体”之事实碎片,并构建其关系联结已显得过于笨拙,以“深描”见长的网络民族志应在意义探究上做更多的突破。一方面可以与大数据所勾勒的粗线条图景形成呼应;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上述“多声的”“多地点的”“对话式的”方法论理念落到实处,探索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意义赋予,形成对于“信息主义精神”的深入理解。

  技艺精进剖解网络社会

  网络民族志需要进一步精进技艺。在网络民族志的实践中,学者摸索出一些具体的方法,是为互联网田野量身打造的新“技艺”,如 “浸染”“编织”“讲述”。他们或者强调研究者要与“网民部落”长期共处,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同呼吸,或者探究怎样设计“意义之网”并将之传达给读者。但无论是传统技艺还是新鲜手段,都着力雕刻网络民族志的文化实践。然而问题在于,从网络论坛到博客、微博、微信再到网络直播,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平台和从未停止流动的网民群体,如何考量这些技艺是否有效呢?库兹奈特(Robert V. Kozinets)提出了十个标准:一致性、严密性、文献性、扎根性、创新性、共鸣性、逼真性、反思性、实践性、混合性。每一个标准都有其丰富所指,在选择网络民族志工具箱时可与之对照,精进技艺以追求更好的效果。比如,在维基百科、知乎等平台上,研究者和消息提供者可以进行“视角的融合”,共同建构“互视型”表述,形成交织性的民族志作品;近年一些学者所呼吁的“微信民族志”,提出“瞬间的一瞥”形成“散点式的观察”,意在过程体验而非“结构性规范的呈现”,通过“微信界面”拓宽日常生活的界线,进而提倡“微生活社会人类学”,其中涉及的具体技艺尚未形成系统性知识,还需对照标准进一步地总结、提炼。

  网络民族志要对技术角色有清醒的认识。在将互联网当作文化产品并徜徉其中时,我们需认识到,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因此,我们既要警惕“科技乌托邦主义”,又要对“技术神话光环”有所自觉。比如,线上世界除了分散的网民,还有一些居于节点位置的主体,他们是网络平台的缔造者,自有其商业目的或社会抱负。然而,在看似平坦自由的网络空间中,他们几乎是“隐身的”,但这些隐身的主体却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有学者称之为“权力的隐身术”。比如,微博、微信和网络直播的平台“性格”差异很大,渗透的是不同商业主体的差异性理念。那么,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资料搜集、长期浸染、深度访谈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考虑这些主体的存在及其影响,将之视为隐藏性知识也好,视为多元主体的一方也罢,保持对这些隐身权力的观察与反思是非常必要的。

  网络民族志作为新的研究方法,与不断新鲜出炉的网络现象一样吸引眼球。但只有当它具备独立的理念、清晰的范畴、精细的技艺、公认的伦理及其操作细节等一套成体系的知识时,我们才能称其为成熟的方法。对比来看,国内网络民族志尚在趋向成熟的路上摸索前进,仍然需要我们在与最前沿的民族志研究的对话中,在微信民族志、网络直播民族志等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在网络空间多元主体的反思性认定中,探索网络民族志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为理解“线上中国”贡献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对公益组织的变革性影响研究”(16CSH05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研究”(14CSH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作者简介

姓名:刘秀秀 工作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对公益组织的变革性影响研究”(16CSH05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研究”(14CSH075)阶段性成果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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