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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自主性、回应社会与中西平衡: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面向 ——基于160篇燕大新闻系毕业论文的视角
2019年09月04日 09:25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2期 作者:胡百精 王雪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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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至今已大抵走过百年历程。此间,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为今日中国新闻教育发展提供了可供传承的诸多精神遗产。现存160篇燕大新闻系毕业论文为这些精神遗产提供了直接丰富的史料证据,从这些毕业论文——学生视角出发,可真切、完整检验燕大新闻教育在专业自主性建设、对社会变革和时代主题的响应,以及平衡中国国情与西方模式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观念、实绩和经验。

  关键词: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教育/专业自主性/社会响应/教育国际化

  作者简介: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雪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若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和次年徐宝璜出版经典之作《新闻学》算起,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已大抵行至百年。此间,燕京大学新闻系因其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实践的独特性、卓越贡献和引领地位,而颇受时人和今日学界瞩目。譬如时人刘豁轩在《报学论丛》中称,肇基于1924年的燕大新闻系“虽非中国报学教育的开路先锋;但至少是处于优越的地位”;①赵敏恒则誉之为“远东方面最新式而设施最完全”②的新闻系。今人研究多围绕燕大新闻教育的起源、理念、教学、代表性师生的生平、作为和勋迹展开。譬如林牧茵追溯了燕大新闻系对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的“移植”及其在中国的流变;③齐辉、王翠荣④与王晓乐⑤等人讨论了燕大新闻系的专业与通识教育理念、师资与课程配备、人才培养特色;李金铨、⑥王聪颖、孙邦华⑦等人考证了梁士纯、萧乾等燕大新闻系著名师生教书育人或报人报国之始末。

  总体而观,有关燕大新闻教育的研究仍处局部介入、连接历史碎片景观的阶段,且主要以教育者的视角重述历史。举凡正规大学教育,从来师生共同成就,故对教育史的重述,唯教育者言论和行迹至上未免偏狭,而应同时获取学生的目光和视角,检视教育的实绩。本文以现存160篇燕大新闻系毕业论文(1927-1951年)为分析质料,即以学生视角弥合前述研究的部分视域剩余,重点呈现和解释如下三个问题:其一,既为专业系科教育,燕大如何理解和履践新闻专业的自主性和特殊性?换成今日的学科话语,燕大新闻系何以确立自身的专业合法性、主体性?其二,假以更开阔的社会历史观照,燕大新闻系何以回应彼时的报界需求、时代主题乃至国际社会的重大议程?其三,作为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横向移植”者,燕大新闻系在办学宗旨、知识生产和人才训练中如何实现中西互镜和平衡?

  一、技术、智识与精神:新闻专业的自主性与存续价值

  燕大新闻系因培养了萧乾、朱启平、黎秀石等一批民国名记者和名士而享誉彼时、驰名中外,但对于该系毕业生之确切总量,迄今尚未定论。1950年,燕大编印《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在“校友调查”中从1927年起统计毕业生,“本系历届毕业生,总计约200人”。⑧此后至1952年燕大正式停办,新闻系划入北京大学进而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数量则未见精准统计。邓绍根基于大量史料清理,统计燕大新闻学毕业生具名者有343人。⑨近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王润泽等新闻史学者从馆藏资料中发掘、整理出燕大新闻系1927-1951年间的学生毕业论文160篇,含英文27篇,约占毕业生总量1/3强。本文所称学生视角,即透过这些毕业论文,从学生的智识和言论一端考察燕大新闻系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如是选择,一则因为现今开展规模化的燕大新闻系毕业生访谈已无可能,二则毕业论文往往直接反映了大学专业教育的品质和实绩。

  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办新闻教育,政治家、学者、报人早有丰富论述,诸如报业实践的需要,启蒙智识和改造社会的需要,服务“德赛二先生”的需要,等等。燕大新闻系学生亦抱持同样信念,深信新闻教育乃新闻事业的支撑,而后者关乎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害。1945届毕业生谢宝珠在论文中提出:“新闻事业在各种重要职业中已占有一席地位,它的影响被普遍承认,而且已成为现代生活进展中的必需品,它的发展是现代奇迹之一,它不但普及一切的文化,并且随地在人类思想及成就上刻下深刻的印象。”⑩1949届毕业生曹百龙则在论文中回溯说,早在燕大新闻系正式开办前,校长司徒雷登就认定“新闻教育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重大关系”。(11)在设立新闻系的公告中,燕大宣称:“新闻事业握全世界活动之枢纽,为传达思想之文化工具,燕京大学有鉴于此,特设此科。”(12)正是在此背景下,燕大效法密苏里大学设立新闻系,办学宗旨为:“培养报界人才,授与广博之专门知能。”(13)

  然而,大学开办一个系科并非易事,最难者当属专业自主性及存续价值问题。1927年,燕大新闻系因财政问题停办,后由主要创办人聂士芬赴美募款成功而于1929年复办。1933年,新闻系财政再度告急,天津《益世报》刊载一则短新闻《燕大新闻学系来年夏即将停办学生出路无办法》,其中谈及聂士芬之态度,云:“该系因经费无着,及其他种种关系,新闻学系不拟再办,主修学生转校转系,概听其便。”(14)校方虽有保全之意,却并无救济之实,可见新闻系的存废并非兹事体大、非办不可。幸好梁士纯后来四处化缘,新闻系得以中兴。来自报界的疑问和挑战亦不曾止歇,时人多有新闻系理应“契切报馆急需”之论。1932年4月,燕大新闻系举办每年一度的新闻讨论周,其中邀请报界领袖、《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演讲。张因在旅行中,未能亲至,便寄了一篇讲稿,开篇便讲到:“我们没有学过新闻学;做了二十年记者,却未曾读过一部新闻学的书。所以凡有人请演讲新闻学,都一概谢绝,现在还是这样;因为实在无智识,不敢欺人。”(15)虽是自谦之语,却也流露出“新闻有学乎”的疑问。不只张季鸾,从晚清到民初,那些“凭一管笔与社会相见”的报界名流,罕有受过正规新闻教育者。

  燕大新闻系学生也表达了类似关切。1945届毕业生张如彦在论文中对新闻教育提出了“四问”:何以培养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记者?新闻理论与实际如何配合?何以使新闻学系的学生具有特性?何以适合国情?(16)此中第三问,直指新闻专业人才的特质——独特禀赋、素养和能力。其时26岁的张如彦提醒说:“新闻教育者不应以‘无冕皇帝’等甜言蜜语引诱学生,因为这样最容易使学生想入非非”,(17)而一旦学生遭遇艰苦的实践,便可能失去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更难坚守岗位而历久不变。这一问题仍在困扰今日的学生,为什么要学新闻专业?

  事实上,燕大新闻系从来抱定“授与广博之专门知能”的宗旨不放,以期成就专业自主性和人才“特性”。首任系主任美国人白瑞登(R.S.Britton,1897-1951),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专业,1929年新闻系重建后的继任者聂士芬(Vernon Nash,1872-1970)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之后的系主任黄宪昭(1888-1939)是首位获得密大新闻学院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梁士纯(1902-1984)亦曾留学美国,归国后曾担任沪江大学新闻系讲师。再之后的系主任刘豁轩(1903-1974)、蒋荫恩(1910-1968)则有丰富的报界从业经历,皆为新闻界一时翘楚。张如彦基于燕大经验提出,新闻教育师资的选拔应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在报馆多年,经验宏富,人品道德足为人师者;第二是国外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回国者。”(18)

  1932年,黄宪昭在新闻讨论周上介绍了燕大新闻系常年开设的十三门专业课程:新闻学导言、报章文字、新闻之采访与编辑、比较新闻学、特载文字、社论、出版须知、通讯练习、报纸参考资料、报纸图画、广告原理、营业及印刷法、新闻学史。开设这些课程,“目的在教授学生以基本之新闻学学识与训练,使其将来得自由发展所学,成为报界专门人材”。(19)梁士纯主政燕大新闻系时期,因抗战救亡形势之需,学程中增设了宣传与舆论类课程;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办学条件趋向恶化,刘豁轩时期的专业课程一度裁减至7门。抗战胜利之际,燕大新闻系的课程体系在蒋荫恩的主持下逐渐恢复和拓展,主修、选修的专业课程达到15门,其中包括新闻哲学等新设课程。具体如表2所示。

  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在学生毕业论文中得到了明确反映和反馈。粗略统计现有燕大新闻系160篇毕业论文,新闻法制与新闻检查方面研究3篇,媒体受众研究3篇,新闻资料分类、检索和设计研究6篇,广播及通讯社研究8篇,地方新闻事业研究8篇,战时新闻事业研究10篇,外国新闻事业及外人在华新闻事业研究15篇,新闻理论、新闻教育为主题的有15篇,以新闻采、写、编、评、摄影、广告、发行、印刷、副刊、经营管理等实务为主题的有75篇,后二者合计90篇,占到绝大多数。通读全部论文可知,作者们大多摒弃空谈,理论务求精微,事实必取周全,所用知识和数据或来自课堂所学,或于实习见习游学旅行调研中所得,或于新闻业实际中所阐发,这正是以记者“求真确实际”之心力做文章。如高青孝的《中国报馆图书室之设计》(1932年)、刘洪昇的《报馆资料室之研究》(1945年),两篇论文题目细致但切中报社的服务事宜,可谓极为实际。此外,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新闻系得以重新开张,得益于后方报业的短暂繁荣,知名报人多次造访新闻系演讲交流,此时新闻系毕业论文中涌现了诸多以川渝后方报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余梦燕的《重庆报纸新闻版之分析》(1943年)、丁龙宝的《战时报纸副刊研究》(1943年)、林启芳的《三十年来的四川报业》(1943年)、李忠漪的《战前与战时报纸广告比较》(1944年)、姚世光的《后方六大城市报纸之分析》(1944年)、梅世德的《中国战时后方报业》(1946年)、吴亦兰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报纸》(1946年)等。

  然而,专业知识和技能并非形塑新闻学专业自主性和新闻人才特质的全部要件。新闻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门槛素来不高,天资高启或兴趣意志强烈的外行稍加磨砺,亦可胜任愉快甚或成为翘楚。单以记者的看家本事——文字表达论,操笔如刀者众,何必非读大学新闻专业?张季鸾在前述演讲稿中直言:“现在社会进化,事业繁忙,要做一个有能力的记者,实在需要诸多技术和知识。”但新闻教育所灌输的“技术和智识”——譬如“文字好而快”却“只是工具,不是根本”。何为记者的根本?张言:

  做记者的根本,是要对人类大众小一点说,先对于中国同胞们有深厚的同情,因而立下了救世的决心。他们有苦痛,应该给申诉,应该设法安慰。凡社会的不平和罪恶,应该反对,应该冒着危险,去替人类们同胞们用言论斗争。不应该屈服于恶势力,或者同流合污。这一种仁慈义侠的精神,是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20)

  需要强调的是,张季鸾此篇演讲的题目是《诸君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张的观点极其明确,所谓专业技能及相关智识,不过是以新闻为业的工具,而做记者的根本在于以慈悲侠义的精神为导引,替人类用言论去斗争。习得工具不难,而专业精神、抱负和伦理则需在大学新闻教育中熏染、涵化和养成。这也正是大学开办新闻教育并使之具有专业自主性和存续价值的关键所在。既有资料表明,燕大新闻系最迟在1932年便开设了新闻伦理课程。从新闻讨论周汇编的学界、报界名流讲稿看,主题多与新闻职业的信条、抱负、伦理相关,“名言谠论,裹然成帙”,黄宪昭称此举可兼顾德行和智识,“有益于青年之倾心于新闻界者”。(21)1940年代担任系主任的蒋荫恩更主张“智识教育”与“精神教育”并重,并指出前者指向知识和能力,后者则重在精神、兴趣、意志和伦理,即蒋所说的“事业抱负,事业兴趣与职业道德”。(22)

  至于燕大新闻系是否将专业精神与伦理教育贯通于全部课程,今日已不得而知。但在160篇毕业论文中,有8篇直接以新闻专业精神和伦理、言论自由与经事济世有关,有2篇在讨论新闻原理和业务时也大篇幅述及该主题,另有3篇也注意到了选题、采访、写作、言论中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基础问题。张如彦受蒋荫恩言传身教,在论文中强调新闻教育应“一面使学生切实认识其本身能力与报业现状,一面使其彻底明了其未来责任与所负使命”。(23)他认为新闻教育对于学生担当“未来责任与所负使命”至关重要。“报纸有指导社会、监督政府的功能,是人民的喉舌,舆论的先锋,所以,新闻学系学生责任重大,从事报业的人就必须具备报人应有的职业道德,这种职业上的道德要由新闻教育负起大部分责任。”(24)他进而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何以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特性——“一个新闻学系毕业的学生应该对报业有抱负,对事业有兴趣,并且具有报人的职业道德。这是受过大学新闻教育的学生应有的特性,且是别的系的毕业生从事新闻工作所不具备的。”(25)

作者简介

姓名:胡百精 王雪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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