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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相勉、学问相益 ——2019年“心性现象学”暑期讲习班回顾
2019年08月09日 11:19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网站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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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7日至24日,由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9年“心性现象学”暑期讲习班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境外、国外高校近50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

  7月18日上午,本次暑期讲习班的开班仪式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103室举行,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伟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欢迎。张伟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向各位本源意义上的“同学”在酷暑中来到中大研习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引用了自己不久前在国际著名现象学家莫兰(Dermot Moran)教授到中山大学做禾田哲学讲座时的致辞,指出当下现象学的发展也开显出了中国时期:“耿宁、倪梁康以及一大批现象学研究同仁所发展的‘心性现象学’以现象学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东西方心性思想,一方面试图揭显人类共通的意识或心性本质结构,另一方面则期待藉东西思想的互镜(Spiegeln)以寻求古今中西文明之‘均衡’(Ausgleich)。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心性现象学是在‘现象学的中国化’和‘传统思想的当代化’这两方面进行着努力和推进。正是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到现象学的切身的当下性,更可展望现象学的未来性!”随后,他围绕对“心性现象学”的理解、“现象学的中国化”、“传统思想的当代化”分享了他的体会。他谈到现象学的中国化关键在主题,传统思想的当代化核心则在方法,心性现象学正是在这两方面用力的。他介绍说,围绕着“心性现象学”的主题,以倪梁康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现象学研究者已经开展了一些工作,其中包括相关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相关主题会议已召开八届。最后,张伟教授指出,举办讲习班的目的在于聚会师友,以“提撕精神、激发志趣、凝聚心志”。

  首场专题讲座在18日上午进行,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方向红教授主讲,讲题为“心与性:从现象学的视角看”。方教授尝试借助现象学的理论资源,特别是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第三研究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学说,来为儒学中一桩公案做出新的阐释。方教授首先解释如何理解“心性”。他指出,心性现象学中的“心性”乃“心的性”,然而这个表述并非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属于通常的“p的s”结构。如果引入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三研究”中关于独立对象与非独立对象的区分的理论,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性是一种非独立对象。作为非独立对象的性与心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朱熹认为“心统性情”且断言“性即理”。牟宗三认为这种说法将性与心分隔开来,使性失去了“既存有又活动”的性体和性能,从而成为儒家心性学说传统的“歧出”。而钱穆认为朱子之学“圆密宏大”,涉“宇宙界”和“人生界”,谈论“人生界”,则要探讨“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的道路,此时的重点在于工夫,而“工夫则全在心上用”。可见,对于朱熹的“心统性情”说,牟宗三从康德的学理架构出发将其降格为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述,钱穆把它窄化为工夫论层面上的必要性。方教授认为牟宗三和钱穆的理解皆有不妥之处,其实朱熹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学说所具有的突破性意义。从胡塞尔关于独立对象与非独立对象的区分来看,对于心性关系中性的地位问题,朱熹已经完成了从独立性到非独立性、从本源性到被奠基性的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它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尚待进一步挖掘。

  第二场讲座“胡塞尔与近代哲学传统”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云飞主讲。李教授的讲座将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放在近代哲学脉络中来理解。他指出,作为严格的科学,现象学为贯彻“最终奠基”的彻底主义,而采取超越论主体主义的路向和本质直观主义的立场。胡塞尔对于近代哲学传统的历史-目的论的批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的观念和立场。近代哲学的源于笛卡尔的“原创立”。胡塞尔认为,笛卡尔既是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创立者,同时又是“超越论动机”哲学的创立者。近代哲学始终贯穿着客观主义与超越论主体主义之间的严重对立,可以说,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本质上就是超越论主体主义逐步克服客观主义的历史。从笛卡尔到休谟的发展路线开启和推进了超越论主体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客观主义;康德开创的新型的超越论主体主义试图将一切客观性和客观认识奠基于超越论主体性的先天结构上;从莱布尼茨到洛采的发展则凸显了哲学作为本质科学的维度。所有这一切都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创立提供了问题背景和理论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才说,“现象学是整个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

  第三场讲座由肇庆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伟主讲,讲题是“唯识三性与现象学的心性实践”。陈伟副教授的讲座以现象学为基本关切,借助瑜伽行-唯识学派的三性说来向胡塞尔现象学提问,由此阐发胡塞尔现象学中隐而未显的心性实践论维度。唯识学的思想体系继承并发展了大乘中观派的二谛说和缘起思想,发展出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说,并以三性说为中心,沟通识论与影像门的唯识论(唯识无境)。依他起性作为缘起的基本法则,一方面通过杂染依他起性导向遍计所执,另一方面通过清净依他起性导向圆成实性从而实现转依(转识成智)。动机引发作为意识构造和精神生活的基本法则,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中的功能恰如依他起性之于唯识学体系,胡塞尔一方面研究在自然态度下的人格-周围世界的动机引发关系,另一方面也持续探索从自然态度向超越论态度的转变的各种方式与道路(即现象学还原)。在胡塞尔探索的三条现象学还原道路中,早期的笛卡尔式道路由于试图一开始就进行彻底的悬搁导致难度太大而被放弃,后期胡塞尔同时尝试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从生活世界出发的本体论道路,一条是通过现象学的心理学而达到超越论的道路。后一条道路从自然态度出发,先进行心理学的还原,从而将目光集中在存在设定的构造性原因动机引发上,然后再进行彻底的悬搁,达到超越论态度,这个过程和唯识学从遍计所执性经依他起性达到圆成实性一样,应该被视为通过心性修习而转变根本态度(转识成智)的过程。胡塞尔也强调这个过程是人格在自身思义中实现人格的生活形式的彻底改变的过程。陈伟教授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现象学应当具有一个从未得到揭示的心性修习实践论的层面,而现象学的心理学进路也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价。

  21日上午,由张伟教授主讲了第四场讲座“象之忸怩与舜之忧喜——对圣贤、家与孝悌的心性现象学思考”。舜是中国圣贤的代表,尤其被视为孝悌之典范,舜与象兄弟二人的故事自古以来也屡被提及。通过考据众多经典文本以及细致的文本对比,张伟教授发现它们在叙述这一故事时有所差异,特别是《孟子·万章上》在描述象谋害舜后,往入舜宫见舜在床弹琴时的言语以及“忸怩”之色。张教授认为这一“忸怩”至为关键。《孟子·万章上》中的叙述以及万章与孟子之间的问答被后儒反复讨论,主要集中于舜作为圣贤是否知象要杀己。若不知,圣贤乃无智;若知,舜随象之忧喜,是否为伪而不诚。朱子强调舜为生知,既智且诚。阳明则突出舜对象的教导转化,而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庄与存的疏解更是细腻而具现象学之味,他特别强调象的“忸怩”,而舜正是抓住这一“入圣之机”来教导感化象。通过对这一经典故事进行现象学意义的重构,张伟教授认为,我们可以回答三个问题。(1)舜象故事对于圣贤典范的意义:舜为生知,是否“读书成圣贤”者均需如此圆极?这是否是过度的道德要求?其疏解的机括在于“以忸怩而转化”。(2)舜象故事对于孟子性善论的意义:忸怩(自身感受)是时机,是人格的志向改变之枢机。在此意义上,象之忸怩是孟子对于羞恶之心最好的诠释,堪比“孺子入井”和“以羊易牛”对于恻隐之心的诠释。(3)舜象故事对于心性现象学的意义:相较于欧洲现象学,舜象故事聚焦于家与孝的问题,着重体现的是家的共同体在成人中的关键意义。

  21日晚,中山大学哲学系暨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黄子明副研究员给大家作了题为“书法笔画中空间的时间性”的报告。她首先强调,现象学美学将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做出区分,审美对象是在人的审美活动中构造起来的。书法审美对象的存在形态不同于创作成型的书法作品,只有在书法审美活动中才能构成书法的审美对象。它的时间和空间不等同于通常感知世界中的时空系统,而是源自主体自身运动而产生的时空系统。中国文字笔画形式及其书写规范的确立使得中国文字完成了从象形文字的外部空间性到符号文字的内部空间性的转变,使得书写艺术的视觉空间得以可能。毛笔书写过程中垂直运动的加入使笔画的二维平面形式中包含了三维的空间运动形态。楷书的笔画是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书写又构成最小的时间单位。楷、行、草三种书体分别代表了三种类型的时空关系。书写运动将主体的运动性和时间性以书法笔触的形式留存在平面空间上,在审美活动中被封存于笔画空间内的运动性被激活,隐藏着的主体的时间性被解读出来。艺术作品是运动的结果,审美活动则唤醒运动本身。书法艺术作品是平面的、静止的对象,而书法审美对象却是一个动态系统。书法笔画的空间中包含着身体运动的时间性。

  在21日下午的第六场讲座中,浙江大学哲学系王俊教授以“实践现象学与心性养成:以教育现象学为例”为题,给大家呈现了关于现象学的实践视角。王教授指出,现象学的实践维度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现象学方法与具体学科和具体研究的结合,生发出众多实践现象学的方向,二是对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批判和拓展。实际上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现象学”在思想动机和概念内涵上就包含了丰富的实践意味,而当代德国现象学家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提出的“Ph?nopraxie”(现象行)的概念更清晰地指出了逻各斯意义上的认识论理论现象学到实践现象学的转向。实践现象学所具有的历史性的伦理-哲学态度,已经显著地促使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性、心灵、意识等概念和叙事框架发生根本的动摇和变革,重新塑造我们的心性、意义构成和生活方式。实践现象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荷兰乌特勒支学派那里得到了积极的贯彻,这一学派以现象学的方法关注日常生活和实践化的生活世界,尝试从情境、事件和文化价值的整体意义丰富的基础结构中去理解人,他们在教育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医疗护理、宗教学等领域开展了具体的现象学实践。其中兰格威尔德(Martinus J. Langeveld)的教育现象学充分体现了乌特勒支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旨趣,他所描述研究的儿童秘密场所的经验正是实践现象学的一个典型案例。通过上述以教育现象学为例的实践现象学的介绍,王俊教授最后总结指出,当代实践现象学的转向植根于作为方法的现象学哲学本身的思想潜力和未完成性,体现了现象学哲学旺盛的生命力。

  讲习班的第七场讲座是由浙江大学哲学系庞学铨教授在22日上午所作的题为“现象学的当下性思维范式”的报告。庞教授指出,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对象性思维。他介绍了对象性思维的历史,认为它取代远古思维范式,决定了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文化。庞教授概括,对象性思维主要体现为三个特征: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还原主义(Reduktionismus)和内摄性(Introjektion)。对象性思维的这些特点既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带来消极作用,主要体现为各种形态的身心二元论以及使得理性与情感分裂。随后,庞教授指出,现象学为哲学带来了新的思维范式,它的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当下性思维。在梳理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经典现象学家的当下性思维方式的体现之后,庞教授着重介绍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的新现象学的当下性思维方式。他特别提醒,施密茨的5卷10册《哲学体系》的第一卷便是《当下》。新现象学的当下性思维更多地与主体直接感受相关。庞教授结合施密茨的文本,指出新现象学与老现象学的当下性思维方式的联系与差异。最后,他提出,当下性思维方式具有开辟克服二元论的可能途径、把握原初生活经验而打开哲学思考新领域、转变对人自身的认知方式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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