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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与文化流动
2019年07月31日 11:42 来源:人文岭南第94期 作者:连兴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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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之一,按是否跨越国境来看,可将其分为国际移民与国内移民。据《世界移民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国际移民人数已从1990年的1。53亿上升至2015年的2。44亿,而国内移民人数也超过了7。4亿。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大多属于从经济落后地区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移动,其中往往伴随着经济落后地区文化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

  国际移民与民族文化的流动

  早期人口迁移研究主要关注跨越国境的迁移与流动,例如17世纪从欧洲迁移北美大陆的移民研究成果丰硕。社会学领域的移民研究始于1920年代的美国,以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其中,都市社会学关于种族、犯罪、贫民窟的研究,多少都会涉及移民文化与迁入社会主流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当今的国际移民以工作为目的的劳务移民居多,他们大多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就如萨斯基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它既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各种人才,也聚集了不少拿低水平工资的移民。他们是把自己的家乡和“全球城市”连接起来的重要媒介。

  对人口输出地而言,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容易引起连锁移民现象的出现,这很有可能会促使该地区的大部分劳动人口流出国外。虽有来自海外的国际汇款,但如果没有自身社会经济上的发展,这些地区将一直处于落后的处境。而在人口输入地,移民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但随之流入的异国文化对当地社会来说却是不小的挑战。

  移民过程不止于到达迁移目的地,如何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将直接影响每个移民个体的工作与生活。来自乡村社会的移民倾向于依赖血缘与地缘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这些关系网能为他们自己以及后来的移民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例如,由于人力资本上的不足,部分劳务移民被迫从事民族生意(ethnic business)。他们依靠同胞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行业中寻求机会,以此维持生计。这些商业活动大多具有民族特色,可以说是民族文化流动后的一种体现。

  如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移民流向已呈现多样化。美国移民史研究专家梁茂信指出,当代国际移民的总体流向除了表现为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迁移,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呈现出活跃的态势。

  除此之外,通过跨国婚姻方式进行迁移的女性也在增多。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在家政劳工需求和跨国婚姻的推动下,“国际移民的女性化”在亚洲已是一种趋势。特别是在少子化、老龄化以及乡村地区男性结婚难等社会问题的作用下,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跨国婚姻率在2005年前后达到了峰值,其中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时分别达到13.5%和15.73%,日本也在2006年时达到了6.12%。

  跨国婚姻之多,早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日本学者藤井胜认为,以往的女性移民多从事家政劳务等再生产领域的工作,而新增的以婚姻为目的的跨国迁移,也可以看作女性出国赚钱的一种新的选择。这些女性移民大多数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乡村社会,她们通过婚姻的方式来维持全球化进程中家庭的发展,也通过汇款、捐赠、投资等方式带动故乡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同时,她们的民族文化逐渐走进了迁入社会的家庭单位,对当地社会产生不小影响。

  国内移民与地方文化的流动

  与国际移民相比,国内移民与迁入社会居民的同质性较高,他们之间的文化冲突相对较小。一般来说,大规模的国内移民多见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社会。这是一个被压缩的城市化过程。

  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呈现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城市化在农村人口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得到快速发展;第二,城市人口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第三,城市化过程先于工业化过程。除此之外,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也存在相异之处。如东南亚大部分大城市的发展依赖于旧宗主国的投资,而中国的城市化则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口流动政策逐步放宽,大量农村人口涌向了城镇,促使我国城乡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学者们从198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一大批城市移居者,并通过“农民工”“流动人口”等概念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剖析了我国人口迁移的整体状况,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农民工”等概念只能了解城市移居者的相似之处(如他们的身份与经济情况),而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却甚少受到关注。

  我国属于多民族国家。面对这些拥有不同地方文化的群体,我们很难将其简单地类型化。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之所以呈现不同的就业与生活方式,正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事实上,大部分农村人口在离开乡村社会之前的人力资本大致相同,不同的是他们所持有的社会关系资本。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血缘和地缘”,对乡土社会出身的人而言,身处他乡时最能依靠的大多是亲属或同乡。而随着出身地区的不同,他们所能依靠的资源也不尽相同。这与国际移民中可看到的不同国籍的群体之间的差异相类似。

  当然,随着个体化社会的逐渐形成,年轻一代的城市移居者不一定只依靠亲属或老乡进行劳务迁移。而且,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计划(2014-2020年)》的公布与实施,我国人口迁移的方向也已不再单纯指向东部沿海城市。在此背景下,国内移民的流向将呈现多元化。

  从目前来看,只要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仍在持续,社会的结构将随之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口的迁移与流动进行持续研究,把握不同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此过程中,地方文化视角将为进一步了解国内移民的实际情况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地方文化视角的现实意义

  如安东尼?吉登斯的“后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的“第二现代性”以及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等理论所显示:中间组织功能的弱化,使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也换来了直接来自社会的各种风险。他们所提到个体化社会、风险社会等现代性“产物”已伴随全球化的进展而渗透至世界各国各地的社会。

  人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能反映人们所在社会的状态,因为文化是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社会化后的个体,能通过内化于自身的文化把所认知的社会形态呈现出来。个体迁移至其他社会后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可以看作是由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所导致。

  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急速上升至2017年的58.52%,这样的压缩式城市化对城乡社会的冲击巨大,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长久以来,我国基层的社会结构一直立足于乡土社会,这个格局被现代化的进程打破。其中,地方社会的部分传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而汇聚于城市社会。与国际移民相比,国内移民现象中较少存在民族文化上的冲突,但地域间的差异还是促进了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组织的形成。

  如同国际移民研究中对不同国籍人员的研究,把我国的迁移人口细分为不同群体来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个偏微观的视角要建立在既有研究(如农民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与经济的视角和本文提出的地方文化视角,可以从多方面了解迁移人口及其出身地区的现实情况,深入把握中国的城乡关系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事实上,结合城乡关系和地方文化的研究视角,可应用到每个地区的研究当中。社会学关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去思考和解决各个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系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中国华南地区的城市移居者与地方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姓名:连兴槟 工作单位:深圳大学移民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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