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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2019年05月15日 15: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近年来,华南理工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凸显工科院校的文科发展特色,取得了一系列令学界关注的成绩。近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设“华园社科”栏目,较为具体地宣传介绍华南理工大学的新型智库建设现状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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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华南理工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不断开拓创新,积极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凸显工科院校的文科发展特色,取得了一系列令学界关注的成绩。近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开设“华园社科”栏目,较为具体地宣传介绍华南理工大学的新型智库建设现状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建设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

  赵庆年

  自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粤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便开展了一些合作,并且采取了诸如“粤港澳高校联盟” “粤港澳高校创新创业联盟”等一些举措。但是,时至今日,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的合作发展缺少一个战略目标的引领。没有这样一个目标,三地高等教育就难以实现紧密合作,高等教育的合作就缺少动力。

  未来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与中国高等教育强国目标呼唤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建成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

  高等教育中心是一个关于高等教育资源吸附能力和高等教育辐射影响能力的概念。根据高等教育集群的能级及其辐射范围,可以将高等教育中心分为国家高等教育中心、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国家高等教育中心是指对一国产生影响的国内某个区域的高等教育,如京津冀高等教育中心、长三角高等教育中心;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是因其优越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和全球性辐射能力,而对全球产生影响的某一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如美国高等教育、欧洲高等教育;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介于两者之间,其辐射范围和影响力超越了国家范围但又限定在世界某个区域的高等教育。

  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伴随着经济与科技中心的转移,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历经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美国+欧洲的几次转移。美国一枝独秀的地位之所以能够保持150多年,原因在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其匹敌,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终结了美国一统天下的地位,使欧洲高等教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另一个中心。那么,未来世界高等教育会不会出现第三个中心,以及这个中心会是谁呢?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任务。伴随着高等教育强国目标的确立,国家加大了高等教育建设力度,在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的基础上,高等教育质量也在稳步提高,尤其是形成了京津冀国家高等教育中心、长三角国家高等教育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高等教育中心,并成为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增长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与质量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随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在三大增长极的带领下,我国高等教育对世界高等教育资源的吸附能力和影响力必将全面提高。近年,出国留学并定居海外的优秀学者大量回国效力,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中国为留学目的地国,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能力提升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必将实现,进而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三中心。实现国家这一战略目标,作为高等教育三个增长极中最具区位优势和活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理应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建成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价值追求需要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建成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

  首先,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求审视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战略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目的是建成世界级城市群,打造世界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支撑。因为,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中心、科技中心与高等教育中心往往是相伴而生。没有一个强大的高等教育支撑,经济与科技难以成为中心;同样,没有经济与科技的需求与支持,高等教育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言,既需要高等学校为其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也需要通过高水平大学从世界范围内延揽高层次人才,更需要大学提供前沿科学技术成果。实现这些任务,必须优先发展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从高等教育中心三个能级的划分来看,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的定位显然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最好的选择。因为,国家高等教育中心难以支撑大湾区建设需要,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因大湾区高等教育体量的限制而难以实现。

  其次,从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共同价值追求审视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战略目标。大湾区三地中,香港高等教育实力雄厚,国际化程度较高,但香港的高等教育由于受到香港产业的局限,以及长期西方尤其是英国传统高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其发展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经济、科技与社会的发展。澳门的高等教育因整体水平较弱,且地区产业的局限性,其与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结合的也不够紧密。而内地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学习原苏联时期,还是后来的向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习时期,都十分强调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此,为大湾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服务并不符合香港和澳门高等教育发展诉求,用这样的顶层设计无法实现引领三地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的愿望。

  与此相反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都面临着自身发展问题,这一问题成为三地高等教育共同的价值追求。原因在于,目前香港的高等教育质量比较高,具有多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但是香港的一些学者仍担心随着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受体量的限制,香港的高等教育将处于不利地位。澳门的高等教育不仅体量小,质量也不高。内地珠三角地区的高等教育虽然体量相对较大,但质量不高,不仅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在国内的竞争力也不强。而与我们在地缘上处于竞争地位的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和马来西亚,在高等教育方面近些年来却表现不俗,这些国家也成为重要的留学生目的地国。如何突破现有高等教育发展瓶颈,是三地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三地高等教育合作面向高等教育国际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市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扩大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生存发展空间,把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建成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无疑是三地最佳选择。

  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建设成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其溢出效应自然会辐射到科技和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为此,这一发展战略目标与香港在2004年提出的建成亚太地区高等教育枢纽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目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相契合,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第三高等教育中心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改革创新试验区驱动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发展

  焦 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在新时代制定的重大发展战略,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定位之一,而教育和人才无疑是支撑大湾区成为国际科创中心的关键,尤其是高等教育。《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教育和人才高地,致力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久远,然而其合作受三地体制机制的束缚,难以达致深度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为其高等教育深度合作提供了契机,大湾区高等教育需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探索、创新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思路。

  现实价值重大

  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的瓶颈亟待破解。粤港澳大湾区面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等复杂境况,致使三地各领域深度合作受体制性障碍所制约。粤港澳三地的教育制度亦存在差异,高等教育结构与规模殊异,资源的自由“流通”受行政壁垒限制,如高校教师、学生的流动及资源的共享缺乏制度保障,体制机制不畅。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入合作面临的首要障碍即体制机制的阻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间高校的发展仍是“各自为政”,粤港澳高校之间虽然素有合作的历史基础与先天优势,但多以自发交流合作为主,合作的形式、深度和广度仍十分有限。而大湾区高等教育能否深度合作关乎大湾区战略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职能。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在大湾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湾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以及传承包括岭南文化在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消解制约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显得极为重要与迫切,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是探索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口,其对大湾区自身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需要相应参照。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由关注量的增长转向关注质的提升,伴随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探求,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障碍对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限制愈发凸显。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单纯依靠先前采用的投入驱动发展模式难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深层次发展,而应转向制度创新驱动发展模式,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驱动我国高等教育深层次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鼓励地方和学校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因此,设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一方面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探索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契合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趋势。若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够取得成功,其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整体改革的参照意义不言而喻。

  建设理念和功能定位崭新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基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层次合作的需求而构思,以期通过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探索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强有力的创新型人才、前沿尖端科技及文化凝聚力等支撑。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思想,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为根本,以提升大湾区高等教育整体实力为核心,以服务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改革试点,着力突破制约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激发三地高校深度协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的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切实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及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能力,以打造成为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为旨归,携领三地高等教育合作共赢。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应遵循先行先试、突破创新、互利共赢的原则。试验区的功能定位为:一是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先导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教育体制下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创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机制、人才培养体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为我国高等教育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参照。二是产教融合的先行区。改变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指向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显著的状况,探索粤港澳大湾区产教深度融合,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服务与引领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作用,主动对接大湾区产业需求,与企业共建高水平协同创新平台,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我国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提供先行经验。三是合作办学的示范区。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办学,拓展合作办学的形式与层次,在联合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联合开展前沿科学研究、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共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方面突破创新,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际化合作办学示范区,为内地高校与港澳高校合作提供示范。

  制度创新是着力点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以突破既有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着力点包括以下几点:

  建立立体化的协调推进机制。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殊异,应在充分认识其差异的基础上发挥顶层设计的效用,建立起自中央到粤港澳三地政府再到高校的深度合作的协调推进机制,设立协调推进的组织机构,制定定期会商制度,通过协商高效解决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前期注重发挥顶层设计的统筹协调作用,形成粤港澳三地共同认同的高等教育合作战略目标——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建设成为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同时,赋予在粤高校与港澳高校合作办学的优先权,激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办学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建立网络化的高校合作机制。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系统及其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高校之间合作松散或不畅的重要缘由之一。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要实现深层次的合作须首先确立对接与互认的基准。其一是建立学分互认与累计系统,实现大湾区高校学间分互认与累计,一方面为大湾区大学生课程互选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为大湾区建立终身学习制度进行学分累计。其二是制定文凭、学位互认框架,充分梳理三地高等教育系统所包含的文凭、学位类型和层次,厘定各层级、类型文凭与学位获得者所应达到的资质,从而确立可比较、具有兼容性的学位资格框架。其三是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框架,制定大湾区高等教育质量框架,对大湾区高校教育质量进行外部审核与认证,确保高校之间教育质量的对等,从而为各层次各类型高校形成网络化合作提供基石。

  建立全方位的资源共享保障机制。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各有自身的优势,香港拥有国际水准的师资、优秀的生源等资源,澳门拥有经国际组织认证的旅游服务人才培养机制,且港澳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广东拥有充足的生源、办学空间和办学资金等资源。对大湾区发展而言,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在湾区内的自由流动至关重要。但当前大湾区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并未得到全面、充分利用,因此,应完善签证类型和期限、大学生就业创业、合作办学、科技成果转化等政策以促进各种教育资源在大湾区内的共享与流动。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借鉴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李海滨 于茗卉

  旧金山湾区拥有一流的、有序的、分层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与高度发达的科技型产业系统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并催生出强大的产业聚集和经济引领效应。分析和研究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多校区大学建设。多校区大学建设是一个分层次的建设,由研究性大学为核心,囊括综合类大学、社区学院等多类型、多层次的实体校园。旧金山湾区的多校区大学建设,通过不同水平不同层级院校的资源共享,保证了整个多校园大学系统的有机整体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资源配置的高效和有效性。旧金山湾区的公立大学包括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社区学院三个不同类型的大学体系,每个体系均采用多校区建设的方法进行校区扩张,从而实现同类型学校横向上和同体系学校纵向上的资源优化共享,还能在运行模式上实现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利润和利益,尤其是在特殊的基础设施和创新服务应用上,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重复的基础性研发,而着重于应用型研发的资源配置,同时也可以保证不同层级院校之间的互通有无,保证资源的流动性。

  高等院校之间制定战略联盟计划。目前,旧金山湾区硅谷内的高校之间形成了高校合作的联盟机制,不仅在学校内部拥有浓厚的学术交流的氛围,创造更为优越的教学资源的共享条件(例如传统的学分互换、学历互认等),而且在研究领域,不同的院系和院校之间进行学术探讨、学术合作,尤其是在高科技方面确立学术交流合作平台,形成了浓厚的高科技合作学术和知识资源共享的氛围,在知识交流的频度、广度和深度上营造了科技型文化氛围,形成了一个以研究性大学为核心,面向世界一流科技创新的教育和科研开发集群,旧金山大湾区也因此被称为“世界高新技术创新的神经中枢”。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开放式资源共享和远程教育模式则是另外两种重要的资源共享形式。二者均通过网络的科技力量,创建一个区域性的乃至世界性的学习型群体,促使更多的学生、学者和群众可以公开的、自由地分享知识与交流思想。例如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凭借其突出的计算机学科的发展,联合提供了一系列的网上课程和网上公开课,并提供相对应的虚拟大学学历,这就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优秀教学资源的共享和普及。

  与产业集群的合作与互动发展。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发展另一成功战略是在高等院校与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与互助关系。目前,旧金山湾区内教育与产业发展之间已经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发展特色:第一,高等院校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动态协调发展。例如,硅谷的早期发展就是得益于几个大学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科研优势,获得了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先进的人才,因此可以成为世界微电子、计算机和信息产业的中心。旧金山湾区的高等院校也不断地改革自身的学科结构和专业结构,适应企业对于不同专业的需求。硅谷内高等院校根据产业结构的发展需要,增加创业与创新课程、增加应用型学科和理工科比重、增加计算机科学、新材料科学、微电子科学、信息网络知识等新兴专业课程等。另外,大部分高校针对企业对不同层次人才和职工培训的需要,也增设了专项培养的培训班和短期培训课程。第二,高等院校与企业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和资金支持渠道。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创业型大学”利用自身创新技术和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在校园内支持和鼓励学生创立、管理和运营公司。同时,该类型大学往往在由学校扶持的创新中心孵化的企业当中持有一定的股份,给与一定的资金支持,并对有特别发展潜力的公司进行大额度的投资。

  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通过多校区建设,从港澳地区引入优质的高等教育机构,促进两地高等教育的优势互补。可以沿用港澳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赋予内地分校区适当的自主权;加强不同校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促进两地之间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不同分校区建设时应增加对当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考量,重点建设相关产业学科,培养创新技术人才。在合作办学的基础上,着重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支持省内一流学科与境外优质的教育机构进行“联合培养”,加强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着力发展行业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推行产学研联合培养的“双导师制”。

  利用大湾区内高校资源的丰富和多样性,制定高校战略联盟计划,以进一步加强研究人员、不同院系之间乃至不同大学之间的合作,促进学术交流、优势互补和合作,以提高湾区教育的整体实力。如:在进一步加大对符合产业发展定位的教育和科研投入力度的基础上,引入港澳优势专业中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共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布局国家重大科研专项;加强“互联网+”的作用,通过网上课程、网上图书馆、网上资料库等共享,来进一步增强两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互通和流动等。

  大湾区应鼓励具有条件的高校加强“双创”建设,在政策、办公条件和资金方面支持和鼓励研究人员、学生创立、管理和运营公司,并对有特别发展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在广州、深圳等产业发展兴盛地区,引入港澳优势科研力量,集中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大学科技园区,形成大学、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等多个相关群体高度融合的科创聚集地。拓展“产学研投孵”模式,发挥政府的引荐作用,融入市场化的运作,搭建科创中心与创新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渠道,集中建设一批技术创新孵化基地、创新产业园区和创业发展平台,优化与加速其科研成果与相关企业的对接和科研成果的落地发展。

  (作者李海滨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于茗卉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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