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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 ——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9年09月20日 13:17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作者:朱政惠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

——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1]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上海200241)

  提要: 本文主要对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近一百年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这百年总进程的回顾和总结以前基本没有展开过。深入探讨其间曲折起伏,总结经验、教训和特点,对于今后深入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种重要镜鉴。文章认为,应该十分重视世界中国学资源对于崛起中国的发展的重要的战略咨询价值。

  关键词: 中国学者;海外中国学;百年;回顾;思考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3637( 2013) 05 - 0071 - 09

    作者简介: 朱政惠( 1947—) ,男,江苏江宁人,汉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为了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很需要总结一下这方面探讨所走过的道路。而70 年代末以来的这段历程,实际上只30年,但如果把以前的加起来一起算,大致有一个多世纪。应该将一个多世纪中国人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整个历程作一回顾和反思,其中的正反教训能使我们得到更全面启迪,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20 世纪上半叶的研究

  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传教士对中国比较多的实际考察和研究,是在明代末年以后。而美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对中国的考察与研究稍微更晚一些,大体上是在19 世纪上半叶及其以后。他们在中国出报纸、印刷书籍、办讲座,介绍他们的中国研究,引起中国相关人士关注。比较早的,就是林则徐对裨治文的《中国丛报》的关注,尤其是其中的关于中国问题介绍。林则徐还专门编印《澳门月报》,将其中关于中国禁烟、抗英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及其相关决策、看法摘引下来呈报道光皇帝。当时还曾将这份“内部刊物”给邓廷祯、怡良等同僚看。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刊登过《澳门月报》的有关内容。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官方和学人对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比较早的反馈。

  世纪之交,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需要,向西方和日本讨教过经验,其中包括看了一些中国学专著。梁启超撰写的《东籍月旦》文,对日本的中国学术研究就有比较详细评点,在此基础上还酝酿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论著。[2]这是近百年来国内对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前奏。是时,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外报纸和杂志出现,海外中国学的介绍也陆续见于报端。从最初的情况看,大抵是一些发展动态和研究信息的介绍,如《论卫参赞三畏在中华事》( 《万国公报》第416 卷,1876年12 月2 日) 、《美国哥伦波大学设中国学部》( 《湖北学报》第1 卷第1 期, 1903 年2 月12 日) 、《译篇: 美国增设汉学科》( 《教育世界》第49 号, 1903 年5 月) 等。[3]1904 年美国圣路易斯举行世界博览会,清政府决定参加,这对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了解外国都是大事。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拿去“崇文书局/湖北官书局刻书”、“湖北洋务译书局/湖北翻译学塾译书”等几套文献典籍,成为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关注的热点,中国也通过这样的展览关注到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与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4]

  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40 年里,这一关注的进程在加快,相关的研究成果在积累。媒体和学术界加强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信息的介绍和报道。比较突出的是对当时重要汉学机构和研究杂志的介绍,一些文章如《美京国会图书馆中国图书记》( 《东方杂志》第14 卷第13 期,1917 年3月) 、《日本之支那研究机构及刊物表》( 《燕京大学周报》第58号, 1933 年11 月) 、《欧美研究中国之学术杂志》( 《行健月刊》第6 卷第4 期, 1935 年4 月) 等[5],用意十分明确。又如《德人之研究东方文化》( 《亚洲学术杂志》第1 卷第4 期, 1922 年) 、《法教授之中国文化谈》( 《申报》1923 年6 月17 日) 、《苏俄的中国研究与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第22 卷第7 期, 1925 年)等[6],是对具体国家汉学、中国学研究状况的介绍。当时关于重要汉学家的文章也颇多,如张荫麟《德效蹇论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系统哲学之故》( 《学衡》第69 期,1929 年) 、雷海宗《夏德———中国上古史》( 《社会学刊》第2 卷第4 期, 1931 年7月) 、冯承钧《沙畹之撰述》( 《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 年3 月30 日) 等[7],进展到对其主要成就、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观察。当时已经注意到对一批有价值汉学著作的翻译。以1986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 1900—1980) 》[8]内容为例,可以发现当时所出版的这类翻译著作还真不少,如日本录冈隐士《清俄关系》( 鈕瑷译,上海维新书局, 1903 年) 、织田一《中国商务志》( 蒋簋方译,上海广智书局,1906 年) 、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捜访史》( 汤尔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年) 、俄人威德《李鸿章游俄纪事》( 王光祈译,上海东南书店,1928 年) 、美学者宓亨利苇《华侨志》( 岑德译,商务印书馆,1928 年) 等。[9] 这仅仅是从一本目录集上摘下的资料,其他相关领域和方向的情况也可想见。一批有价值的汉学、中国学翻译著作的出现,丰富了20 世纪上半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

  这时的中国学术界也开始有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成果。莫东寅( 1914—1956) 于1943 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对秦汉以来东西方人士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历史作了全面概述,谓“述其发展过程及其近况,考其原始,探其背景,辑成一书”[10]。作者对当时的一些汉学著作如《欧人的支那研究》( 石田干之助) 、《东洋学的成立与发展》( 青木富太郎) 、《支那文化与支那学的起源》( 佐藤文雄) 、《欧洲与中国: 早期至1800 年的相互关系史的观察》( G·F·胡德森) 等都有研究,注意到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阎宗临也是当时有重要成果的学者,他的法文博士论文是中国学者对法国杜赫德进行系统研究的最早专著,[11]1937 年在瑞士印刷出版,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好评。[12]王古鲁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 自刊本, 1936 年) ,对日本大学汉学研究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介绍,为当时国内学者有影响成果之一。这些国人成果的出现是一种发展态势的转折。[13]

  一批关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目录集也相继出现,如王钟麟《最近日本各帝大研究中国学术之概况》( 南京: 金陵大学1932 年) 、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篇目》( 北平: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1933 年) 、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消息社编《国外汉学论文提要分类目录》( 北平: 禹贡学会发行部, 1937 年) 、于式玉与刘选民编《一百七十五种日本期刊中东方学论文篇目》( 北平: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 1940年) 、中法汉学研究所编《18 世纪、19 世纪之法国汉学》( 1943年) 等。虽然谈不上是学术专著,但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工作。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上半叶,国内出现了一波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小高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这波热潮出现绝非偶然,一些前沿学者起了作用。先要提到的就是冯承钧( 1887—1946)[14] ,当时翻译的汉学名著多达几十部,如《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帖木儿帝国》《西洋汉学家佛学论集》《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占婆史》等,这在中国翻译史上罕见。与他齐名的向达( 1900—1966) ,也有重要贡献,先后撰写过《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牛津所藏中文书》等论著,翻译有《匈奴史》《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鞑靼千年史》等汉学名著。他曾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在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博物馆考察窃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还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抄录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对海外汉学情况了如指掌。王重民( 1903—1975) [15]先后撰写过《敦煌残卷叙录》[16]《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17]《柏林访书记》[18]《罗马访书记》[19]等论著,还编撰了《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20]是中国学者对美国所藏汉籍研究的可贵成果。周一良[21]、朱谦之[22]、魏建功等学者也都在推进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方面起了作用。

  当时一批重要学术领导人重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时学术界很负盛名的钱玄同,就曾决定以高本汉的汉语音学研究著作为北京大学汉语音韵学课程的脚本。陈寅恪也与海外学术界联系广泛,还到伯希和家中查阅韩本《元秘史》[23],他去剑桥大学担任中国学教授的计划,得到过伯希和的支持[24],后改聘牛津大学教授。他一直都注意欧洲东方学的传统,以外族或域外文书比堪中国旧籍内典。[25]曾师从福兰克( Otto Franke) 的姚从吾( 1894 ~ 1970) ,专攻蒙古史与历史学方法论,也是与国际汉学界联系密切的学者,撰写过《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 《新中华》1936 年第3 期) 等文章,推动对德国汉学的了解。身为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对域外汉学情况一直十分关心,伯希和到华访问时亲自接待,一起到殷墟遗址参观考察[26]。当时被认为中国学界最高权威的陈垣,也很惊讶西方学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感言“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 还在巴黎?”[27]希望10年以后能回到北京。

  从民族情感说,当时的专家很痛心一些珍贵文物的流失,痛惜中国文献珍品的被劫掠,但他们还是认可西方汉学研究的成就,认可他们在中国研究上的成果、方法,重视与之学术的交流。1933 年伯希和到中国时,大牌学者如胡适、陈寅恪、李玄伯、陈受颐、冯友兰、蒋廷黻、许地山、余嘉锡、袁同礼、刘节、谢国帧、梁思成等都出来参加过相关活动。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还邀请伯氏到寓所聚餐,沈曾植、叶昌帜、缪荃荪等要人陪同。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汉学名著出版最多的出版社,领导者从来自有识见。

  20 世纪上半叶这波高潮是值得深思的。与19 世纪中国一再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情况相比,20 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有所转变,虽然几座大山还在,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种因素,远东和中国在国际战略地位提升,都使海外学界加强对远东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与中国政府与学术界沟通频繁。从国内学术界看,由于国外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构成对国学主流地位威胁,从上到下的关注反思也与这样的情势有关。诚然,学者们非常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视世界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肌体,没有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补充,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重视与各个国家、民族文化交流,重视海外学者的中国问题研究,也是当时学者们的学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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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政惠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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