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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
2019年09月23日 14:27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作者:顾钧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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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以时间点为界限,则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 1877 年前) 、中期( 1877 ~ 1928年) 、后期( 1929 年后) 。就近20 多年来国内外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来看,战后的中国学是重点。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应该加强对20 世纪前半期以及20 世纪以前的美国汉学史的研究。

  关键词:汉学;历史分期;美国

  中图分类号:K207. 8

  作者信息:男,1972 年生,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100089。

 

  一、历史分期

  美国的汉学研究虽然起步比欧洲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专业化和大量研究机构的建立,美国的汉学研究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今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方面,还是在研究模式、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均处于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研究成果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趋增巨大。[1]

  任何学术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1963 年,全美国仅有33 人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而到了1993 年,供职于美国大学、政府、新闻界、企业界的各类中国研究专家已逾万人,其中仅效力于跨国公司、基金会、法律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就达到5300 人之多。[2] 19 世纪时,美国没有一家专门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汉学研究在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42 年建立)、美国历史学会( American Historical Society,1884 年建立) 中所占比例均十分有限,而目前仅哈佛大学就有10 多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机构。

  如果将汉学研究限定在大学或学院研究的层面上,那么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于1877年,这一年6 月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此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也设立了类似的职位。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看待汉学,将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其他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士的研究也看作汉学的一部分,那么美国的汉学史则可以追溯到18世纪。1784 年在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上,大副山茂召( Samuel Shaw) 写下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美国汉学伴随着中美直接贸易的产生而产生。但美国汉学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欧洲汉学从此结束了在美国的影响,实际上,19 世纪30 年代以前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欧洲( 特别是英国)。当代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 将欧洲汉学的起源划定在17 世纪,他把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 )、威尔金斯( John Wilkins)、莱布尼茨( Gottfried W. Leibniz) 等人利用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进行汉学研究的学者称之为“早期汉学家”( proto -sinologist) ,把他们的研究称之为“早期汉学”( proto - sinology)。[3] 如果套用孟德卫的概念,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建国元勋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潘恩( Thomas Paine )、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 称为“早期汉学家”,他们都曾读过耶稣会士的著作并写下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4]19 世纪利用欧洲文献研究儒家思想的超验主义者如爱默生( Ralph W. Emerson )、梭罗( Henry D.Thoreau) 同样也可以归入这一行列,他们虽然人数很少,研究范围也很有限,但却是美国早期汉学一个不应忽视的组成部分。[5]

  对于这200 多年的美国汉学史,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分期。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界线,理由是战前美国的汉学研究比较零散,且受欧洲的影响比较大,战后,特别是1958 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以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 特别是福特基金会) 开始大量投入资金,美国汉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一分期方法是和将费正清( John K. Fairbank) 看作美国汉学之父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费正清1907 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1929 年于哈佛大学毕业后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在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 ~ 1834) 等著作闻名学界的马士(Hosea B. Morse) 的指导下,费正清把中国海关问题定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从而确立了从外交史和制度史入手、以近代中国为课题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与传统的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文献考证——截然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1936年费正清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哈佛大学执教。在此后的40 多年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将自己开创的“地区研究”( regional studies) 模式推广到全美,乃至全世界。1991 年费正清去世后,曾经听过他的课程并和他共事多年的余英时先生给予了这样的论断:“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哈佛大学历史系正式把中国近代史列为一门课程是从他开始的。他的逝世象征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个时代的落幕。”[6]

  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注近现代中国,服务于现实需要;二是在语言技能之外更强调学术训练,特别是各种社会科学方法(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的训练;三是在学科分工的基础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其中第二点是最为关键的,费正清曾将“地区研究”简单地归纳为“传统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7] 结合之后的汉学研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文系( 东亚系) ,而是进入了各个学科。根据周法高1964 年的实地考察,哈佛大学当时开设中国课程的有东亚系、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人类学系、法律系、美术系、音乐系,其他如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情况也相似。[8] 所以也有人将费正清开创的这种研究模式称之为“中国研究”或“中国学”( China Studies 或Chinese Studies) ,以区别于传统的以语文学和文献考证为特色的“汉学”( Sinology)。1955 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可以作为这种新模式诞生的标志,但中国研究的确立并不代表传统汉学研究的退场。哈佛燕京学社的存在和它的广泛学术影响就是一个明证。哈佛燕京学社于1928 年建立后,曾计划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来担任社长,后来伯希和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 ,这非常好地说明了20世纪前半期欧洲汉学对于美国的影响。哈佛燕京学社毕业生的研究业绩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以20 世纪30 年代初期哈佛派往中国进修的学生为例,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主要从事中国上古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希克曼( L. Sickman ) 专攻中国艺术史,卜德(Derke Bodde) 则潜心研究中国思想史,他们都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古代,且主要从事微观考证工作。[9] 值得一提的是,费正清1933 年在中国做研究期间曾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但没有成功,不得不通过在清华大学授课来解决生计问题,这一经历对他日后决心另起炉灶大概产生了某种心理影响。但东亚研究中心的建立并没有取代哈佛燕京学社,而只是通过“促进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来弥补后者的不足”。[10] 所以,20 世纪美国的中国学和汉学是并存的,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但同属于专业汉学( professional sinology) 的范围,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20 世纪以前的业余汉学( amateur sinology)。美国业余汉学的主体是传教士汉学。美国商人虽然早在18 世纪末就来到中国,但他们来去匆匆,无心他顾,中美通商50 年后还几乎没有一个商人能懂中文,也就更谈不上对中国的研究了。这种情况直到19 世纪30 年代以传教士的到来才宣告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很少,长期生活在广州、澳门的只有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伯驾( Peter Parker)、史第芬( Edwin Stevens) 4 人。1842年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到1850 年已经达到88 人,1877 年新教入华70周年(是年召开第一次新教大会) 时则达到210 人。[11]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致力于汉语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成为19 世纪美国人了解中国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在我看来,美国汉学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业余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虽然1877 年耶鲁大学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可以看作是美国专业汉学建立的标志,但专业汉学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发展很慢,赖德烈( Kenneth S. Latourette) 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大学给予中国研究的关注很少,在给予某种程度关注的大约30 所大学中,中国仅仅是在一个学期中关于东亚的概论性课程中被涉及,只有在三所大学中有能够称得上对于中国语言、体制、历史进行研究的课程。美国的汉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这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必须到欧洲去寻找教授。”[12]

  美国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29 年2 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19 年建立的全国性学术促进机构) 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 ,以此来改变美国汉学研究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局面。所以我们不妨将1877 年至1928 年( 哈佛燕京学社建立) 或1929 年( 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建立) 的这50年看作是过渡时期。专业汉学内部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的分野可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建立的1955 年为时间点,从美国东方学会中分离出来的亚洲学会(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建立的1956 年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而分离的动力同样来自费正清。仍然以上述的时间点为界线,我们或者可以把美国汉学分成更为清晰的三个时期,即早期(1877 年前)、中期(1877 ~ 1928 年)、后期(1929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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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顾钧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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