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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9年09月23日 11:21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03期 作者:成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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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总体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虽然海外研究队伍庞杂,涉及领域宽广,提出各种不同观点,但总体倾向积极,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维研究,充满辩证思考的学理逻辑;也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亟待我们深入分析并做出回应。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海外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078

  作者信息:成龙,1964年生,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31002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项目(2016年度)“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体系研究”(16ZZD01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主体间关系建构”的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和分析海外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对于我们从国际大视野更为全面地审视发展经验、总结发展规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曲折渐进而成果丰硕的研究历程

  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总体上要面对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从事学术研究的难度远远大于国内学者,但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多,足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提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同于“欧美式”国家,也不同于“苏联式”国家,这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设计的最早萌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海外学者、人士立即围绕新中国的独特政策和建设方式,对照苏联模式展开讨论。据汤森和沃马克的考证,西方学者有关这一论题的研究,大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采取的一系列独特政策,不仅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而且与苏联模式、各发展中国家的模式相区别,因而在西方国家获得“中国模式”的称号。“‘中国模式’确实意味着一种‘毛泽东主义模式’。”[1]施拉姆、史华慈、尼克·奈特等人也都做过类似的论述。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开始进行全方位拨乱反正,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开辟具有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国外学者和各界人士试图弄清中国新的政策取向和未来走势,标志着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踏上正式航程,掀起了此起彼伏的邓小平研究热潮,盛赞“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费正清、鲍大可、哈里·哈丁、兰普顿、邹谠等人都曾发表著述,就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重大转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派伊的《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戴维·W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等都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代表之作。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何去何从,社会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1992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的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以及中国未来改革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1993年《中国季刊》秋季号发表“邓小平研究”专辑,全面描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进步。与时代特点相呼应,这一时期的海外学术著作也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从正面反映邓小平及中国改革的研究,如理查德·伊文思、大卫·古德曼、本杰明·扬都曾为邓小平作传,迈克尔·英·毛卡、罗伯特·本尼威克等人则主编专著,全面描述中国90年代的改革。二是带有一定猜测和怀疑倾向的研究,如卡尔·林登等人主编的《俄罗斯和中国》、美国马萨诸塞科技研究所主编的《共产主义:俄罗斯、中国和东欧的教训》、摩尔·古德曼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后毛时期改革的困境》、卡普拉·密拉的《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时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等等。

  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效更为显著,海外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骤然升温。2001年,澳大利亚《中国杂志》第45、46期接连发表专栏文章,对新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做了专门研究。2004年5月,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英国《金融周刊》提出“北京共识”概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拉开了大范围内讨论中国模式的序幕。2005年8月,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海外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雷默、萨米尔·阿明、大卫·施韦卡特、德里克、托马斯·海贝勒、苏南达·森、格里高利·陈等人都提交了颇有分量的论文。[2]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紧接着迎来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连续30年的快速发展,赢得世人更多的认同。此后几年间,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兰普顿的《一脉相承的领导者:治理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都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迎来一个“习近平时代”(Xi Jinping Era)。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James CHsiung)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习近平时代”意味着“中国的新长征”。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在其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一书中认为,“习近平时代”的最大任务是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规避“两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一大跨越,即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跨越,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伊丽莎白·C伊科诺米(Elizabeth CEconomy)在《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及其新的中国政府》一书中认为,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习近平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治理和改革,实现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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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成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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