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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海外中国学学科发展的四重维度
2019年09月26日 10:49 来源:《国际汉学》2018年04期 作者:吴原元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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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时代之潮流。党的十九大更是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正坚定而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当代中国人应该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时代发展到今天,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时代最强音。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学术界业已开始构建一套对中国社会和现象更具解释力,同时又富有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理论体系。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来说,这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亦提出了新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下,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各大学及科研院所纷纷成立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或中心,相继推出专业性学术杂志、丛刊、集刊,并出版了列国汉学史、海外中国学史、海外汉学史等诸多丛书。据笔者粗略统计,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或中心已有五十多个,各种期刊、集刊和丛刊则有十多种。不仅如此,国内不少高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已可自设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专业人才。有关传教士汉学、域外“中国形象”及历史变迁、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在域外的译介与传播以及海外中国史学、海外中国女性史、海外中共党史、海外中国宗教等专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质疑和批评之声却并未消失。有学者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时,认为唯有中国学者能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在他们看来,域外学者仅凭其所具有的汉籍之部分知识或在华之一时见闻而欲论定千古,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因此没有必要推介海外学者的研究。还有学者则认为,今天中国学术界要致力的不是模仿西方,而是要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亦有学者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虽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价值,但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仅停留在肤浅的介绍上,缺乏深入且理性的探讨。更有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将域外汉学研究称为“汉学主义”,认为对域外汉学的翻译和介绍是“自我学术殖民”。

  这些批评,虽然并不客观,却不能不令人深思。如果从莫东寅1949年出版的《汉学发达史》算起,海外中国学研究已有近七十年历史;如果从李学勤、严绍璗、张西平、朱政惠、阎纯德、何培忠等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倡导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化算起,海外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亦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然而,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依然有如此尖锐的质疑和批评。这些质疑和批评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它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内涵。

  一、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录建设

  目录是治学的基础、研究的指南,利用目录是做任何研究的第一步。借助目录,既可以确定前人有无相同或相近的著作,又可为相近的著述提供丰富的内容,同时依靠各种目录可以尽可能搜集完备的资料。美国中国研究在发展之时,出版了《中文参考书目解题》(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1936)、《近代中国:1898—1937 年中文著作目录指南》(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1950)、《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1958)以及《哈佛大学馆藏美中关系史中文资料调查:1784—1941》(American-Chinese Relations, 1784-1941: A Survey of Chinese-Language Materials at Harvard,1960) 等为数众多的汉学书目及馆藏汉学文献索引。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曾这样评价《近代中国》这部目录指南:“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它就像使人多了一部分大脑一样,不仅可以随身携带,而且还要来得可靠得多。”[1]这或许就是20世纪初还是汉学“荒村”的美国中国研究能成为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原因之一。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而言,亦需重视目录建设,这甚至已成迫在眉睫之事。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有二:一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域外有关中国的研究著述急剧增加。有学者统计,在伯克利校园图书馆所藏的DS类图书中,出版时间为2000—2010 年的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英文图书(不包括中文)共有1776 册。[2]有关中国的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著述,则无从计数。自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 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1881)、袁同礼(Tung-li Yuan, 1895—1965)的《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等出版后,国内虽曾出版了杨诗浩主编的《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1949—1978)》(1980)、马钊主编的《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2007)等书目,但前者出版于1980年,后者则是专题性书目。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域外中国研究文献,东西方学界事实上没有再进行过系统性梳理。二是目前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往往比较注重朝前看,对过去的成果和经验关注甚少。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与基础是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自晚清民初以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陈垣等即已对海外汉学投以关注,其研究成绩事实上并不少。笔者粗略考察,仅1949年以前,中国学者评述域外汉学著作的书评即不下百篇。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界至今没有编纂一部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索引目录或编年史。有学者认为,编纂目录已是“陈年老皇历”。当今时代是一个高度信息化、数据化的时代,学者如需查找文献,完全可通过各种网络数据库。此观点虽有些道理,但也未必尽能。事实上,并非所有文献都已数据化,仍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无法通过数据库查找;同时,网络数据库的查找多通过关键词、篇名、作者等进行检索,这种检索的前提是已确知要寻找的内容,但有许多是检索之前并不知晓的,这必然导致大量遗漏;再者,索引目录不仅可完整呈现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可为研究提供极大便利,正所谓“一册在手,信息尽收囊中”。

  正是因为目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国内不少学者致力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录建设。朱政惠先生曾主持完成“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外文资料调查”的课题,“海外中国学研究之中英文论著目录”即是其中成果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带领其团队致力于学术调查,将目录编制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与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的合作下,再版了被誉为西方汉学目录奠基之作的《西人论中国书目》,并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增加了索引卷。上海社科院的马军研究员则致力于搜集与整理1949年以前中国学术界译介海外中国研究的文献目录,先后在《海外中国学评论》《国际汉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已完成的有关1949年以前中国学术界译介美国汉学、德国汉学、俄苏中国学、瑞典中国学的文献篇目汇编以及译介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日本汉学家加藤繁(1880—1946)的篇目汇编等成果。

  中国学术界所做的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要深化和拓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在目录方面仍有许多亟待着手之事。比如,开设专门介绍域外中国研究动态,尤其是域外中国研究论著提要简介的刊物或栏目。早在民国时期,《图书季刊》《史学年报》《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学术期刊即刊有域外汉学著述的介绍,燕京大学主办的《史学消息》仅在1936—1937年就刊有“日本东洋史学论文提要”“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西洋汉学论文提要”“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欧美汉学研究文献目录”等介绍域外汉学资讯的文章。又如,编纂一部系统梳理近百年来国内研究海外中国学的论著目录和编年。编纂目录和编年,一方面可借此对20世纪这百年来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盘点和梳理,另一方面亦便于学者了解前人所做研究概况,以避免做无谓的重复劳动。再如,编纂新的域外中国学家名录。国内学术界曾出版《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以及《北美汉学家辞典》等,但这些工具书几乎都出版于20世纪。21世纪以来,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内涌入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编纂新的域外中国学家名录已成当下之所需。另外,可继考狄、袁同礼之后再续编西人论中国书目。美国曾出版《美国的亚洲研究博士论文目录:1933—1962》(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1933-1962,1963)、《西语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目录:1945—1970》(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hina: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 1945-1970, 1972)、《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目录:1971—1975》(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hina, 1971-1975,1978)等,并在1976 年至1989 年期间连续出版《亚洲研究博士论文目录》(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定期刊物,我们可据此整理制作较为完备的西语中国研究博士论文目录。美国亚洲学会亦曾出版《亚洲研究的累积目录:1941—1965》(Cumulative 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 1941-1965,1970),我们同样可在此基础上,就中国研究书目及西语期刊中的中国研究论文进行整理编目。目录的编纂不仅是件“苦力工作”,甚至被认为“没有学术含量”而遭轻视。然而,“为人之学”的目录编纂,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来说却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这亟待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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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原元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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