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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不同视角
2019年09月19日 16:18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作者:范春燕、冯颜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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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海外中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有几个不同的理论视角: 海外中国学的现代化视角、西方左翼学者的替代性视角、海外学者政要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和海外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视角。从这些不同的视角出发,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有的难免失之偏颇,只有在分类梳理和追根溯源的基础上才能谈及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外中国学;西方左翼;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09. 9

  作者信息:范春燕,女,1971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冯颜利,男,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海外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争论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海外学者作为“局外人”对中国所做的观察和分析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学者的背景和理论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有的难免失之偏颇,只有在充分了解、分类梳理和追根溯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谈及借鉴和参考。总的来讲,近年来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主体”及其“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海外主流中国学的“现代化”视角——主要是从现代化理论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进行比较研究;二是西方左翼学者的“替代性”视角——主要是从世界资本主义“替代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评价;三是海外一些政要学者的“发展中国家”视角——主要是从中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的示范效用出发对“中国模式”进行解读;四是海外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视角——主要是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改革继续存在且发展壮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关注和追踪。

  一、海外主流中国学的“现代化”视角

  近年来,海外主流中国学对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研究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中国研究所或东亚研究所不断增加;研究队伍和后备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涉及的学科从原来的以史学为主拓展到涵盖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研究对象从原来的国家领域(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等)扩展到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领域;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宏观分析发展到宏观定性与微观定量相结合。引起海外学者“中国研究热”的根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可操作性上讲,中国对外开放和信息化的普及也使海外学者能够较为便利地获取相关研究资料——而这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海外学者只能通过一些公开发行的报纸、官方文件等有限渠道获取信息,更谈不上实地访谈了。

  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是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持一种中派偏右的观点(他们往往标榜自己是“中立”的和“客观”的)。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中,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来考察,并且发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过程——即在市场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民主化的政治机制和自由化的核心价值。究竟是西方经典理论出了问题,还是中国道路出了问题?通过双向反思,他们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范式”,以“缝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痕”。反映在他们的理论偏好上,就是首先以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等为基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并得出社会经济结构中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的“中国特色”,然后从历史、文化和改革环节等方面找出这种“特色”形成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一种适度修正后的新理论,以增强经典理论对中国的解释力。

  比如,海外中国学的一些作者在运用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法研究中国问题时发现:市民社会概念无论是从“解释”的角度还是从“建构”的角度对中国都不适用。黄宗智(Philip C.C.Huang)认为,市民社会是基于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抽象而来的一个概念,它所预设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与中国自清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并不相符,适用于中国现实的一个更加准确的概念应当是“第三领域”,只有通过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的这种“第三领域”(在当代中国表现为集体经济和“新型”私人企业)的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中的特殊性。①许惠文(ViVienne Shue)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蜂窝式”结构,其中每个“蜂窝”都相对自足和独立,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和社会的明显边界;改革开放后,这种“混沌性”并没有多大改变,政府(国家)、企业(市场)和村庄(社会)构成一种相互依赖和彼此合作的权力格局,而这种格局又反过来排斥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改写。②乔纳森·安格(Jonathan Unger)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法团主义”理论,即通过建构法团主义团体(主要是一些官方和半官方的人民团体和机构),一方面对国家领域进行协助,另一方面对社会领域进行协调,最终达成的结果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国家中分离出市民社会,而是培育出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结。③

  还有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发现,“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必然会伴随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西方“常识”在中国的例子中并不成立。蔡欣怡(Kellee Tsai)在其《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推论是私人经济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总是会有政治诉求的,但在中国的私人经济领域始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有独立诉求的中产阶级。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企业家总是处于分化和疏离的状态,从而不能形成一个“自为”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些企业家通过和各级政府之间的一种自适应作用也能间接地实现对国家政策的影响。④玛丽·加格拉尔(Mary Gallagher)也提出了一个有悖于“常识”的观点,即中国的“例外”——共产党在没有失去政治控制权的情况下逐渐解除了和国有企业工人之间的社会合同,在没有屈从于政治自由化的情况下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外资引进的时机和开放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中国正是在对外开放中利用外部自由世界的力量实现了对内部“自由化”的规避。⑤

  海外学者的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西方一些经典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反思是极为有限的,最终仍然无法抛开西方理论的基本架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第三领域”或是“社会主义的法团主义”,都是试图在国家—市民社会之间找到一个中介,以达到迂回地培育一种类市民社会组织的目的。他们对中国特例的“宽容”是建立在中国特例的“暂时性”和未来“回归”的期许之上的。他们的一些言明或未言明的共识就是: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无损于其资本主义的前途;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不以民主化为前提,但最终还是要导向民主化;民主在中国只是被“延迟”了;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经济改革先于民主化”。黄亚生就曾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⑥

  可见,海外主流中国学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维度,而是从革命性的断裂、现代性的续写和普世价值的实现上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尽管资料翔实、设计精致,却不能得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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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范春燕、冯颜利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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