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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建设成就 ——基于《中国季刊》的考察
2019年09月26日 13:21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03期 作者:薛念文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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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了解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可谓浓墨重彩。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之一,《中国季刊》自创刊以来就将农村研究作为重点,既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技术变迁,也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就,这些研究既以事件为经,又以时间为纬,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相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与改革的完整图示。

  关键词:农村建设;西方视角;《中国季刊》;海外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7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30年欧、美、澳主要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评析”(13BDJ018),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支持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薛念文,1969年生,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9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了解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农业的研究可谓浓墨重彩。据笔者统计,作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之一,《中国季刊》从创刊以来,研究农业问题的论文达120篇之多。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文章的学者包括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2]、王海(Thomas Heberer)[3]、戴慕珍(Jean Oi)[4]、安晓波(Bjrn Alpermann)[5]等,他们都是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他们或者关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挖掘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内生动力;或者致力于建构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农村社会概念体系,既关注中国农村的整体发展,又关注农村的典型个案。境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建设的研究综合运用了东西方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立足于中国农村的传统和现实,从多个视角出发审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变化与成就,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建设的立体画面。刊文作者的身份多为高校学者,并依托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核心机构,他们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当代境外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总体看法。因此,通过《中国季刊》研究境外特别是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建设的基本看法,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最根本的就是确立农业制度,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政策。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也被提上日程,社会主义农业制度的确立迅速迈开了步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成就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认可,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取得重要成就得益于农业制度和农业政策的卓越有效。正确的农业政策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正确农业政策的带领下,“一个由河南、河北和山东三个省份组成的、总人口约为18亿的大型北部地区,在1970—1971年间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6]这对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意义重大,更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业政策在“从农业约束中释放工业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7]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的成就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比起成就本身,背后的经验更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力量,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8]其中“农”指的就是党领导农业建设,坚持党的领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政策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得民心的。芝加哥大学的刘裕(Yu Liu,音译)认为中国农村的快速发展是一个组织上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卓有成效,“组织者密集,有凝聚力和效率”,[9]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这与苏联农业集体化遭遇的抵制对比鲜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卜约翰(John P Burns)教授盛赞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是农村建设成就的直接推动者。[10]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李怀银(Huaiyin Li,音译)通过对江苏东部东台和上海松江县的研究,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其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事件定性,有效提升了解决纠纷的效率,肯定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实际问题、维护农村稳定与发展的能力。[11]第二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不忘民生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唯物史观给我们的启示,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民生问题是农业建设取得成就的主要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基于对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中国农业发展情况的考虑,做出了农业以种植马铃薯等杂粮为主的决定,因为这样更有利于解决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中国人的饮食中,谷物、豆类和马铃薯提供几乎十分之九的卡路里摄入量,一般情况下,糖、植物脂肪、动物蛋白质和维生素摄入不足。”[12]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其核心是提升农民的素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的教育,不仅治贫还治愚,以教育的发展带动乡村的民生建设,为农村经济建设积累了人力资源。“公社大大扩展了技术教育的机会,也可以为进行技术改进提供更多的资源。”[13]鉴于中国缺乏熟练劳动力的现状,亟须通过建立学校、普及教育的方式提升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党和政府在农村加紧农业学校的建设,创新农民教育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取代了1958年夏季和秋季的农业文化合作社,以经典的形式体现了教育改革中所强调的学习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概念。”[14]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想要的是让农民放弃一种生活方式并采用一种新生活方式,即将小生产者的生活转变成集体化农民的生活”,[15]培育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自食其力的新型农民。此外,党和政府在农村成分划定中推行相对温和的政策,“对江苏无锡几百户农户的农业发展调查,证实了土地占有并不是当时确定成分的主要标准”,[16]保证了开展农业生产的稳定环境。因此,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教授罗伯特·艾什(Robert Ash)指出,“中国成功得益于中国政府对民生的关爱和政策的有效性”。[17]

  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建设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挫折和挑战,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客观而深入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指出了农业建设中的浮夸风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有很大影响,有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遭受又一年的重大灾难。它们主要源于其不平衡的农业产业,并影响其经济的每个部门”。[18]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是由于不切实际的目标造成的,农业计划明显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过于野心勃勃、不切实际。[19]事实上,这一时期政府的农业政策的确过于激进,导致农业建设目标的不切实际,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严重困难时期的悲剧发生,可以说这一教训的总结是十分深刻且中肯的。

  可以看出,境外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村的发展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视角进行考察,既关注经济也关注政治,既关注党的领导也关注民生保障,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他们能做到一分为二,较为公正合理地审视中国,对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村发展成就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政策过于激进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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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薛念文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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