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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法理学:概念之争、学科地位与基本问题
2019年08月09日 08:15 来源:《学术论坛》2019年第2期 作者:胡平仁 字号
关键词:纯粹法理学;纯粹法哲学;法律观;法律史观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法理学和法哲学的泛化,导致其研究对象混乱、精神品格迷失,以及法学主体意识沦丧。

关键词:纯粹法理学;纯粹法哲学;法律观;法律史观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法理学和法哲学的泛化,导致其研究对象混乱、精神品格迷失,以及法学主体意识沦丧。其实,纯粹法理学立足于法认识论,是以一种内部视角来研究法律原理或内在理路的学问或学科;纯粹法哲学则运用法律或法学以外的哲学视角与哲学方法,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追问与探究。纯粹法理学是唯一源自法律自身的理论,在法学理论家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走向纯粹法理学必须克服几个观念性障碍。纯粹法理学的纯粹性,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明确与单纯(反对把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阵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结论的可检验性。纯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科学的法律观与法律史观;二是法律思维与法治世界观。二者的具体化展开,便是纯粹法理学的大致范围。

  关键词:纯粹法理学;纯粹法哲学;法律观;法律史观;法律思维;法治世界观

  作者简介:胡平仁,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犹如法学研究中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很重要,因为事关基础与长远;另一方面又梳理艰难,且远离功利,可谓费力不讨好。因而人们往往不愿致力于此,而是简单地将两者混为一谈;或有相关研讨,也基本是浅尝辄止。这使得法理学和法哲学都长期处于自我迷失的状态,严重扭曲与阻碍了法学理论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在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哲学分合之辨[1];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两者的关系也一直在探讨,但认识很不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等同论、并列论、从属论和交叉论等。多年前,笔者曾发表一文,主张回归纯粹意义上的法理学与法哲学,并探讨了适当区分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主要根据、理由和目的[2]。只是该文重点在纯粹法哲学的含义、研究对象、范围与精神品格,对纯粹法理学着墨不多。经多年时断时续的思考,本文拟弥补这一缺失,在厘清法理和法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法理学在法学理论乃至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基础性与核心性地位,凸显迷失已久的“法理”,为当下国内重兴的法理学讨论添砖加瓦。

  一、纯粹法理学的“法理”及其“纯粹性”

  区分并回归纯粹意义上的法理学与法哲学,归根结底是为了确立法学的主体意识及内在特性和法哲学的精神品格,找回法学研究中长期迷失的法理与哲理。可以说,法理迷失和哲理不明,是我国法学理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定位不准、品位不高、指导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国法学研究妄自尊大而又自我迷失的根本所在。关于“法理”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情形和主要含义,陈景良[3]和张文显[4]两位教授都曾作过较为系统的梳理,但有些方面说得还不是很确切、很透彻。在当代语境下理解法理和法理学,不妨从近似词语入手。如“物理”的基本含义是指事物的原理或内在规律(innate laws of things),包括事物的构造、特性、功能和运行规律等。“生理”是指机体的生命活动和体内各器官的功能。“心理”指人的大脑、器官和躯体反应客观现实的内在活动方式及其理路,如感觉、知觉、思维、情感、意志等。同样的,“法理”指的是“法的原理或逻辑”(法的内在理路),其英文表达是Legal principle(theory),theory(principle)of law,juridical logic。这意味着像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一样,严格意义上的“法理学”旨在以一种内部视角来展开对实在法的研究,是研究法律原理或法律的内在理路的学问或学科,是“法的理论”(theory of law),而不是基于外部视角的“关于法的理论”(theory about law)。而“哲理”(philosopher's tune,philosophic theory)是能启人深思、焕发人的思想和精神新生的原理,又指关于对象(宇宙、人生或其他特定对象)根本的原理。法哲学则是运用法律或法学以外的哲学视角与哲学方法,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和探究,即法和法治方面能启人深思、焕发人的思想和精神新生的原理,又指有关对象(法)的基本精神或价值目标。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学者凯尔森提倡“纯粹法学”理论以来,法学界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质疑是:“存在纯粹的法(理)学吗?”这类学者基本上是从三个层面来展开其质疑:其一是经验层面,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现实,而不是一种完全封闭的系统,其统一性只能以人们的社会活动来说明”。[5]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生活中具有综合性、价值性并运动、变化的法律现象,且许多有血有肉的现象片断和大部分的“生活世界”是无法用法律语言加以穷尽的;而“纯粹的自然法学与纯粹的实证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都忽视了法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忽视了法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性质”。[6]其二是把“纯粹法(理)学”的“纯粹”性误解为意指“形而上的思辨和逻辑自洽”,认为法理学并非纯粹的科学(纯粹理性),也并非纯粹的形而上学,更不可能是纯粹的技艺,而基本上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是混合理论与实践的一门科学,必须透过法律之应用来实现它的社会目的,以满足人类在社会上的各种需求[7]。其三是法哲学层面,如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实证主义大体上和实证主义理论一样都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和寻求终极原理的做法,反对法理学家试图辨识和阐释超越现行法律制度之经验现实的法律观的任何企图。法律实证主义试图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理学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并把法理学的任务限定在分析和剖析实在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8]

  上述来自经验层面的质疑看似有理,其实是经不起反驳的。社会的确是一个整体,社会现象具有综合性、价值性和运动变化性,这是否就意味着对社会或社会现象的每一种研究都要全面把握或展示这些方面或特性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关社会“生活世界”的研究就只要一门学科就可以了,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全都应该取消,因为它们都只研究社会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特性。当年孔德创立社会学,就是想用它来取代其他社会科学,但孔德的野心犹如老虎吞天,社会学的发展也就只能背离孔德的初衷(不过基于社会整体结构来研究特定社会现象这一点被继承了下来)。经验世界的任一现象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这并没有阻止自然科学的研究进入质子和中子甚至更精细的微观层面。法律现象尽管往往是多重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甚至自然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法学研究都要采取综合的方法。纯粹法理学与法哲学、法社会学等分支的界限虽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其核心领域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有迹可循的。何况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就是要不断地变“不可能”为“可能”。没有学科的主体意识,就不会有各学科的畛域划分及方法分野;没有研究对象的精细化,就不可能有研究的深入;没有各执一端的精细分析,也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综合。纯粹法理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不想(也不能)垄断真理,也不想自己一花独放,它旨在强调各学科适当的合理分工,协同并进。比如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实际运行及其效果等交给法社会学去研究,把法的本源、本质等本体论问题以及法律价值论问题交给法哲学去思考,把法的成本和效益问题交给法经济学去权衡,把面对特定条件或形势下的权变性法律对策问题交给法政策学去处理,而把对具体法律条文之含义、义理和具体适用交给法教义学去承担,如此等等。纯粹法理学只想独辟蹊径,从法律和法学的内在视角出发,在法教义学的基础上,对某一法律部门或法律部类,乃至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作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探寻其内在的基本特性、构成原理、功能机制、效力机制、运行规程和演进规律,进而提炼出法学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法治世界观。它深知,这只是对人类法律现象众多研究或解释中的一种,但却是人类社会不应忽视、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一种。需要指出的是,纯粹法理学尽管不大研究法律价值问题,但并不拒绝应有的或基本的价值判断。

  上述把“纯粹法(理)学”的“纯粹”性误解为“形而上的思辨和逻辑自洽”,更是不值一驳。因为“纯粹法(理)学”强调“逻辑自洽”是真,如果没有逻辑自洽,任何一种观点、理论或学科都无法成立;“形而上的思辨”是假,因为纯粹法(理)学在自身研究领域中所极力排斥的研究方法,正是“形而上的思辨”,那是法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至于博登海默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那基本上是恰当和到位的。因为那是基于法哲学的立场进行的,的确是实证主义法学和纯粹法理学(二者有共同点,但不完全相同)的缺陷或弱点,也正好是法哲学的生长点。科学研究生态群落的状况往往是:一个学科的终点,就是另一学科的起点或生长点。任何真正有生命力的学科,就像现实中的人一样,都是有能力缺陷的;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万能的,可惜上帝并不存在。需要指出的是,纯粹法理学和法律实证主义并不反对寻求终极原理的做法,而只是强调在法律或法律科学内部寻求终极原理,如凯尔森的“基本规范”、哈特的“承认规则”等。

  不过,笔者所倡导的纯粹法理学,与凯尔森纯粹法学并不完全相同。凯尔森纯粹法学的“纯粹性”,不仅表现在它反对法学研究中掺入任何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而且体现在它将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截然分开。这种纯粹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分析实证法的理论,也被称为“规范法学”(Normative Jurisprudence)[9]。在重视实在法律规范研究、强调从法律或法学自身的内部视角来看待和研究法律现象方面,纯粹法理学与纯粹法学并无二致。纯粹法学也并不反对社会学、法学(乃至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只是认为纯粹法学研究法律的效力,社会学法学探讨法律的效果,二者侧重点不同。纯粹法学与社会学法学可以并存,但不能相互替代。“社会学法学以规范法学为先决条件,是规范法学的补充”[10],纯粹法理学这方面的立场也是相同的。但纯粹法理学虽然不致力于法律价值的研究,却并不像纯粹法学那样反对法学研究中掺入任何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因素。

  纯粹法理学的纯粹性主要表现为研究视角的内在性,研究对象的明确性与单纯性(反对把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纳入自己的阵营),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可检验性。对于那些超出自己兴趣范围或研究领域的问题,纯粹法理学主张将其“悬隔”(存而不论)。与此同时,面对各种相关的外在社会现象、社会需求或社会刺激,纯粹法理学(包括部门法理学和公法、私法、社会法等部类法理学)强调要像心理学等学科一样对其进行“内化”处理,始终从内往外看世界,这实际上也就是法律思维和法治世界观。比如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纯粹法理学主张以立法环节为过滤网,在将那些社会生活中基本而重要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原则(如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程序法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等)或法律制度(如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制度等)之后,道德规范已经成为法律的一种内在道德或内在价值,法律实施过程中将始终以既有的法律规范为圭皋,而不再以一种外在的视角去考量法律与道德关系,甚至拒绝将道德作为评判法律的准则。否则,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律的自治性与“法律至上”的法治精义等都将荡然无存。这正是千百年来“恶法亦法”的合理内核,也是近百年来法律实证主义的历史贡献。

  纯粹法理学的这种纯粹性,最重要的是研究视角的内在性。也就是说,只要坚守了研究视角的内在性,即使是面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纯粹法理学必要时也可以有所作为。如在“法(律)本质”这样主要属于法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纯粹法理学也可以不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纯思辨性地、静止地探究法律的本质,而是从法律自身的历史运动与现实展开过程中去把握和界定法律本质,认为法律本质是法律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积淀并在面向未来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becoming)的稳定性因素和根本属性,是法律区别于非法的最核心的标志。它尽管有其生成性与流变性,但客观而稳定地存在着,并不是神或人任意赋予的,也不是固有的[11]。也正是基于研究视角的内在性要求,纯粹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如对法律效力根源的追究,它便止步于法律体系的边界之内;而对于“法律实效”问题,因涉及种种社会因素,便交给法律社会学去研究。此所谓“有所得必有所失”,“有坚守才能成就自我”。

作者简介

姓名:胡平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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