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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优势作为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指南
2019年08月09日 08:53 来源:《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年第5期 作者:林毅夫 王燕 字号
关键词:比较优势;南南合作;中非合作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介绍我们合著的《超越发展援助》一书的一些主要观点,以结构转型为焦点,强调我国的三大比较优势及一大潜在比较优势,指出南南发展合作不仅提供了融资,还提供了发展思路、理论和思想。

关键词:比较优势;南南合作;中非合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介绍我们合著的《超越发展援助》一书的一些主要观点,以结构转型为焦点,强调我国的三大比较优势及一大潜在比较优势,指出南南发展合作不仅提供了融资,还提供了发展思路、理论和思想。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出诸如“增长甄别因势利导”(GIF)这样的具体方法,以比较优势来甄别目标国家和目标行业,帮助东道国合作伙伴进行产业升级。随后针对南南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的建议:以比较优势为指南去甄别东道国/发展伙伴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有针对性地发展基础设施,建立工业园区,创造就业,促进增长,扩大税收,增加出口,实现“早期收获”,避免对东道国的财政和债务可持续造成问题。

  关键词:比较优势;南南合作;中非合作;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因势利导框架

  作者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王燕,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际金融论坛华盛顿办公室主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

  国际发展援助合作及其融资是涉及经济、政治、金融、社会、历史、外交、地缘政治及全球治理的跨学科领域,极为复杂。该领域许多年来一直被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极弱。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在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国际发展援助合作与投融资方面逐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这方面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经验为基础的南南合作的理论研究还是相当薄弱,项目层面数据不透明,案例评估不足,对外援助合作的法律法规更是严重缺位。

  本文首先介绍我国的三大比较优势及一大潜在比较优势,随后针对南南合作(含中非合作,“一带一路”)中存在的如何因地制宜,正确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和项目等问题提出应对的建议:即,以比较优势为指南去甄别我们和发展伙伴的主要合作领域,有针对性地发展基础设施,建立工业园区,创造就业,促进增长,扩大税收,增加出口,实现“早期收获”,避免对东道国的财政和债务可持续制造问题。

  一、什么是互利共赢的源泉?三大比较优势

  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新旧工作岗位的创造和替代,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比较优势转移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大力推动南南发展合作的动机和动力,以便理解互利共赢的源泉。

  我们在《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指出,中国将贸易、援助与投资相结合,利用自身的三大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共同攀登“结构转型”这座大山,以便实现互利共赢。①那么,什么是互利共赢的源泉呢?简而言之,就是每个国家(不论穷国、富国)均有的比较优势。我们认为,要素禀赋决定我国具有三大比较优势,南方发展中国家也都有不同的禀赋和比较优势。只要有互补之处,通过金融和贸易“互通有无”,必然能够互利共赢。我国的三大比较优势是什么?

  第一,中国刚刚完成了从落后的农业向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工业门类齐全并在全部产业中46%的产业部门具有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②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下降,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好符合非洲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用直接投资(特别是投资于产业园)的方式把它们转移到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形成产业链互补,可以实现投资国和东道国的互利共赢。2008年,当林毅夫作为第一个从发展中国家遴选出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加入世行时,他经过深入研究东亚和中国发展经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③倡导“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主张。④但是世行内部主流经济学家中响应寥寥。⑤2011年,林毅夫首次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和比较优势的转移,会给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创造巨大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机会;中国会从一只跟随的雁成为引领之龙(from a following goose to a leading dragon)。⑥对此,许多人曾漠然视之,以为不可能实现。八年之后的今天,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时势的变化,中非合作、“一带一路”迅猛发展,成千上万的企业走出去,在成百个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内外,为东道国创造了上百万工作岗位,许多当时的预测正在变为现实。

  图1显示了2010—2011年我们选择的一些样本国家和部门(共97个部门)的显性比较优势(RCA)的计算结果。在中等收入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自然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只有11个部门具有显性比较优势(RCA大于1)。中低收入的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具有更多的显性比较优势部门。中国在这一组中是工业门类最齐全、最多元化的国家,在97个部门中有45个都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所以,中国处在很有利的地位,有知识经验和能力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提高竞争力。⑦

  中国当前所处的阶段就好比西方国家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韩国和新加坡在80年代所处的阶段那样,在一些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显性比较优势逐渐下降(见图2)。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熟,工资不断上涨,企业也向着技术更为复杂、与禀赋结构升级相符合的产业转移。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急剧上升,例如,从2005年的平均每月150美元上升到了2012年的平均每月500美元,再到2013年部分沿海地区的600美元以上(平均年增长率为15%)。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比较优势的转移,会给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创造巨大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机会和大量的工作岗位。

  第二,中国在多年的自身建设中发展起来在建筑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包含设计采购建筑(EPC承包)各类基础设施及其运营。这一比较优势主要源于:1)较低的劳动成本;2)较好的工程技术教育(每年有上百万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3)其他国家没有的巨大的规模经济。例如,中国建设高铁的总成本比发达国家同类高铁低三分之一。将这一比较优势用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可以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⑧

  第三,“耐心资本”是基于“长期价值导向”文化禀赋而产生的一种比较优势。根据Hofstede研究,⑨受儒家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具有长期价值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积累了较高的储蓄率,并善于将长期愿景(vision)变为现实。与主流经济学不同,我们认为资本是不同质的,我们给具有长期价值取向即十年期以上的资本定义为耐心资本。耐心资本与热钱、快钱、移动资本不同,它不以短期利润为目标,而是投资于一种“关系”的、以共同发展为宗旨的股权和十年以上的债权投资。耐心资本类似于风险投资,但目标回报率较低,风险承受力较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⑩发展中国家需要吸引的不是“热钱”“快钱”“移动资本”,而是耐心资本。在所有“中国价值调查”中,中国凭借“长期导向指数”始终排在前五。(11)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长期导向指数中的排名也很靠前。与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因此建设得比较完善。我们认为,“长期导向”是一种基于农耕社会儒家文化的禀赋,通常导致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耐心资本”是基于长期导向文化禀赋而产生的一种潜在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在某些条件下转化为显性比较优势。

  汤姆斯·弗里德曼于2007年提出“耐心资本”一词,(12)但我们的定义与之不同,更加宽泛明确:耐心资本的提供者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国家或地区开发银行(含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从事国际开发业务的银行);政府支持的各种发展基金(含中非基金、丝路基金、绿色基金、产能合作基金等);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资本(entrepreneur capital);新成立的战略投资基金(SIF);中小企业支持基金;以及非赢利的风险投资基金(一种新的非赢利基金)。

  这里我们进一步定义“耐心资本”提供者的商业模式: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不以赢利最大化为目的,但应保证收回成本费用,实现财务可持续。这些银行和基金不是纯援助机构,需要强化预算约束。如果它们承担政府代理业务时,对于财务效益低的项目(例如公共基础设施与绿色项目),政府应给予明确的财务支持。(13)

  基于五千年的农耕文化和儒家传统,中国在提供耐心资本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已经倡导建立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并正在运用各类国家、地方、部门、企业建立的绿色发展基金或产能合作基金(类似中非发展基金、丝路基金)进行股权投资,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业发展,以便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互利共赢。到2017年年底,这些合作基金的承诺资本总量已经达到994亿美元。(14)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承诺,今后三年对非洲各项开发合作的总额达600亿美元。

  “耐心资本”的思路也逐渐被发达国家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所接受。比如,世界银行2017年利用国际开发协会(IDA)的资金建立了一个新的私营部门窗口(25亿美元),交由国际金融公司(IFC)实施。(15)其实质是运用各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援助资金(ODA)撬动私营部门资金,以股权形式支持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的发展。该基金的特点是,援助与投资相结合,类似中非发展基金的发展合作方式。

  美国国会于2018年6月通过法案,将建立一个新的发展融资机构(USIDFC)。该机构由国会授权,以6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股权和债权投资,而非援助。英国也早已成立了类似的机构(Commonwealt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CDC),隶属于国际发展署(DFID),对非洲的私营企业进行股权和债权投资。这些发展融资机构超越援助模式,将援助与投资相结合,提供耐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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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毅夫 王燕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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