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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
2019年08月10日 09:32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作者:桑兵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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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史论关系,为治史必须面对却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此事因缘于清季以来史料与史学的区分,并由民国时期史料与史观的纷争而日益凸显。文言改白话,造成著史和读史时引文与行文的进一步分离,使得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更加隔膜。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论关系经过持续争论,依然莫衷一是。受此影响,治史日渐重视说理,相对忽视叙事,举证为据的办法,往往脱离材料的时空位置及联系,用后出外来的架构系统条理裁量史事,把后人的认识当成历史的事实。应当努力从倾听历史的原声中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寓说理于叙事之中,视引文行文为一体,呈现历史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关 键 词:史料/史观/史论关系/文白/史学理论

  作者简介: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史论分别、文白不一的情况下,治史如何把握求真与讲理,表达如何协调叙事与论述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大难题。有鉴于此,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一聚讼纷纭的悬案发生衍化的渊源流变,进而探寻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为来者提供有效的取径和做法。

  一、史与论

  1949-1966年间的史学界,出现过相当多引起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的学术争鸣,其中之一,便是史与论的关系。在所有学科都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认定下,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在学理上,史与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实践中,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却是聚讼纷纭,令人感到相当棘手。由于意见不一,无所适从,于是学界展开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这场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中间虽经文革停顿,可是“文革”结束后再度接续,前后时断时续进行了30余年。讨论由“以论带史”引发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成为史论关系认识的三种基本取向,围绕这三种取向,在相互批评和争辩中,还出现“以论代史”等衍伸的变相[1](P65-69)。

  讨论莫衷一是,后来只能不了了之,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直至今日,史论关系仍然困扰不少新进乃至成名学人。可是,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一般而言,历史论著有无理论,俨然已经成为衡量水准高下程度深浅的标尺。所争主要在于以什么为理论,或者说什么才是正确、恰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治史当然不能有论而无史,否则就不成其为史学,但如果被认为有史而无论,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史论关系没有定论,尽管人们对于以什么为论后来实际上取法各异,言人人殊,却不仅大都并不否认论的重要,而且相对于史,似乎还显得更加重要。虽然人们习惯声称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在最应看重事实的史学领域,其实却是以雄辩为高明,事实只是基础初步。相比较于史事不清,史料不足,没有理论或理论不足,更加备受诟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历史论著的主要功能无形中已经由叙事转向说理。本来治史首要求真,可是误读一切历史都是自己心中的当代史,以为真相不在、不可求,或是碍于材料太多,头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干脆宣布无法还原。尽管名义上还要求出真相,实际上却认为真相不会自动显现,只有符合一定之理的事实才是真。结果,类似于字还没有识完微言大义已出的情形日渐普遍,事实不详而认识层出不穷,在史学领域似乎已成常态。不要说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多半向虚,所说大都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历史,即使研究人、事、机构等实而又实的题目,也将评判认定放在澄清还原之上,往往是发表了一大通“我”认为的说理,实情究竟如何,还是让读者一头雾水。越来越多的历史认识变得众说纷纭,于是悬而未决的史论关系再度浮现,即使不再专门讨论,具体研究和写作时,还是会面临如何处理的棘手难题。

  民国以来,治史尤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往往好将材料与论述分别,引文单纯作为证据,支持引号之外作者表述的论点,从而形成一种普遍定式,引号中的征引文字多数情况下无形中成为单纯的史料,引号外的表述才是正论,代表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更有甚者,即使所征引的材料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用自己的话概述一遍。有一种说法叫做夹叙夹议,这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史论结合比较好的体现形式。这与傅斯年等人将材料整理好以呈现史事的主张明显有别。

  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阅读时史与论是分离的,引号外的议即论,更加受到重视,而引文部分则是必须有却不大看,至少是不大留意,除非对议的部分有所疑虑,才会认真审视一下史料是否吻合论点或能否提供充足的支撑。在传统史书里,间中也会出现议,如《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只是《太史公书》本来未必是专门史书,《资治通鉴》也是写给治国平天下的君臣看。况且,他们的议与论从史出的论看似相近,却与后来的论主要所指的理论,基本不是一回事。尤其是两位司马的曰毫无疑问是个人的议论,关乎对史的认识,却不会与史相混淆。

  近代以来的史论结合,容易导致一种偏向,也就是事实上反映了史论分离的状况,并且进一步加剧史论分离的趋向,使得历史本来的叙事功能大幅度下降。作为历史原声的史料,沦落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人们往往关注论著的主要观点,而不大注意支撑这些观点的史料是否已经历各种必不可少的复杂验证,更加不关注可否用这些史料准确重现历史的本事。所写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在谈作者个人对历史的认识,而又将五花八门的认识美其名曰见仁见智。至于所认识的历史究竟如何,反而变得相当模糊。

  诚然,史家不妨对历史表达意见,不过前提应该是将史事述说清楚。而要将史事述说清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认识或意见,恰好要想方设法抑制自己的主观,以免任意驰骋,脱离事实约束。其主观能动作用应该体现于研究的过程中,应如何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己一定存在的主观不至于过度放任,而不是在表述的过程中频频走到前台亮相。正如文学形象的塑造是由其生动典型的言行呼之欲出,如果作者不时加注或旁白,就很是煞风景。

  其实,史论关系问题,并非20世纪50年代才突然出现。它与清季以来中国史学革新变动所产生的新问题紧密关联。20世纪开篇,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就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无史论”,不仅无史,就是想从中搜求材料,“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2]。即使像《资治通鉴》这样“最称精善”的史书,“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3](P1-11)以“今日”和“西史”的眼光看出来的中国无史,当时已经引起争议,却并不影响中国古代只有史料没有史书的看法日趋普遍。

  既然旧史书只是史料而非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有史。当时主张的重要取径之一,就是需要用社会学的观念,研究撰写民众的历史。梁启超认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也就是说,单纯记载事实,还不能称之为史,必须进而说明事实之间的关系及其因果,才有可能成为史。据此提出的创新史学的界说,就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社会进化观念、人类群体中心以及用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为参照,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凭借[4]。

  那时的章太炎同样举目西望,与梁启超心心相通,不谋而合,高度赞同梁启超的见解主张。章太炎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亚洲、印度等史,“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进而宣称:“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5](P167-168)

  梁启超与章太炎关注史学的目的,首先都在政治,都想借此发明社会进化的公理公例。说得直白些,就是用中国的材料和史事,证明社会进化的一般性原理的普遍适用。其中关于史事因果联系的说法,后来梁启超基本放弃,承认历史事实并无因果关系。但是,史料与史学从此渐趋分离,最后导致民国时期学术界意见纷纭的史料与史观纷争,史与论的关系即由此演化而来。有鉴于此,要认识史与论的关系,有必要重新检讨清季以来史料与史观分别的渊源流变,尤其是民国学术界关于史料与史观的各方意见。

  二、史料与史观之分

  中国史学发达甚早,经典史籍不胜枚举。虽然也有取材与著史的分别,一般却不会出现史料与史观的对立。历代间有好讲史法之人,一则所谓史法其实是编纂体例,并非后世的理论,二则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好的风评。因此,史料与史学,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事。据清华国学院毕业的陈守实记:陈寅恪“师于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6]。这一观念,一定程度上与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之说契合或近似。整理史料何以便能成为史,是因为所谓整理,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比较整理的目的有二,一是近真,二是得其头绪。二者相辅相成,可以由整理史料不断接近史事本相,并据以叙事。

  这样的讲法胡适也有所领悟,他说:“我从前曾说:‘文胜质则史’,史是‘说故事’,如《国语》《左传》所根据的一些演史的故事,如晋公子重耳出亡一类的故事。‘史之阙文’也应当如此说。孔子说,他还及见没有添枝加叶的记事史。”从《仪礼·聘礼》的“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胡适判断郑玄所注“史为策祝”是妄说,“合上三条看来,可知‘史’是演义式的讲史”。并进而引申希腊文historia、拉丁文historia、古法文estorire、英文history即历史一词,与故事story一词都是出于同一来源[7](P151-152)。

  据此,历史本来的主要功能就是记事与叙事,后者与前者的分别在于文胜质,但是否演义,值得斟酌,至少与后世演义的小说家言本质不同,不能虚构或故意夸饰、掩盖等等增减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不过,陈寅恪关于史学不止此一种说法,谈及民国学人的文化史研究,他曾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8](P146)

  照此说法,单纯整理材料而不得法,也很难“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若以经学为参照,则谨愿者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夸诞者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二者均偏于一端,不足取法。惟有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才能达到“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9](P270)。

  抗战期间,陈寅恪由于条件所限,不得已转而用常见材料研究中古制度的渊源流变,却大获好评,识者推许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将对陈著的推举与其他几种常见的治史流弊相区分,所标举的重要原则就是陈寅恪所说既要具有统系又须不涉傅会,这也是整理史料与研究史学相一致的关键[9](P361)。

  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相辅相成,在陈寅恪眼中史料与方法并无轩轾。其应用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以及比较史学等欧洲研究文史之学的正统取径方法,又与中国固有的合本子注、长编考异诸法相融会贯通,很少称引西说而尽得所谓西学的精妙。这也是王国维主张学不分中西新旧的旨意。不过,这样的理念未必所有人都接受,尤其是那些受了其他学科的观念影响,欲将中国历史推倒重来的学人,总想有一个现成的架构,可以将材料放进去且看起来井井有条,头头是道。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成功先例,就是借用西式系统组装中国固有材料的典范。

  思想史之外,社会学的影响更加广泛。清季用社会学治史的取向,两位倡导者梁启超、章太炎并没有身体力行,而且后来还分别做了明确的修正。不过这样的取向,到民国时期一直延续。1926年初,针对顾颉刚、钱玄同、柳诒徵等人关于古史的争论,魏建功撰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接续梁启超的理念,重提民史建树的方向。他说:

  我的结论: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所谓“正史”,的确只是些史料。这些史料需要一番彻底澄清的整理,最要紧将历来的乌烟瘴气的旧心理消尽,找出新的历史的系统。新历史的系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要由统治阶级改到普遍的民众社会,历史的长度要依史料真实的年限决定,打破以宗法封建等制度中教皇兼族长的君主的朝代为起讫;历史材料要把传说、神话、记载、实物……一切东西审慎考查,再依考查的结果,客观的叙述出来。如此,我们倒不必斤斤的在这个旧心理磅礴的人群里为新史料的整理伴他们吵嘴,把重大工作停顿了![10]

  与民史建树的角度相辅相成,社会学的取向依然备受重视。只不过那一时代的所谓社会学,更加接近广义社会科学的意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开始就认为是社会学的法则。他将史学分为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部,前者的目的是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后者则是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科学的工作。另有历史哲学,从系统上讲,宜放置哲学分类之下[11](P181-182)。过去的史书,在李大钊看来也只是资料而非历史,“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是整理事实,寻找其真确的证据,二是理解事实,寻出其进步的真理[11](P193)。历史理论也就是史观,记录的事实是不变动的,但是解释史实的史观却是随时变化的[11](P70-71)。李大钊的贡献主要是在引进介绍理论学说方面,所说社会学的法则主要适用于社会发展史,随后继起者则逐渐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其时胡适等人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陈钟凡就认为,治学要工具齐备且先进,搜集材料、排比、评判,这种方法清人早已做过了。用杜威的论理学五段法治古书很可得到新见解,可是于社会学上的贡献尚少。“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乃是用科学研究事物得到确证,评判出那时社会状态和思想,而得到公理公例。如只以甲乙相较得丙,丙丁相较得戊,求同求异,同异交得辨证,终不切于事实的。但在思想史上自有他不可忽视的价值。”相比之下,郭沫若的《古代社会之研究》,将上古史划分出阶段,为社会学上莫大的成功[12]。

  不过,这样的看法显然不能为胡适、傅斯年等人所认同。他们对于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认字及解说部分予以承认,但是对他过度用来解释古代社会形态,如《古代社会之研究》,则多有保留①[13](P1127)。对于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造成史观的流行,傅斯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4](P88)在《〈殷历谱〉序》中又说:“今固不乏以综合自许者,不触类而引申,凭主观以遐想,考其实在,类书耳,教条耳。类书昔无持论之词,今有之矣。教条家苟工夫深邃,亦可有艺术文学之妙,若圣奥古斯丁及其弟子之论史是也。而今之教条家初于其辨证教条并未熟习,而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一似《镜花缘》中君子国之学究,读‘求之与抑与之与’竟成‘永之兴柳兴之兴’。是亦可以哗众取宠于无知之人,亦正为学术进步之障耳。”[14](P343)

  李大钊也认为历史哲学应当归于哲学而非历史,问题是具体如何把握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分际,恐怕至今仍是不小的难题。冯友兰觉得释古派使用材料先入为主,谈理论太多,不用事实解释证明理论,而以事实迁就理论。钱穆更将革新派史学分为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三期,对于后一派尤其不满。周予同虽然认为此说过虑,指出释古派也有进步,而且追求的目的在于把握全史的动态并深究动因,与钱穆所主张的“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没有根本的冲突,还是批评“国内自命为释古派的学人,每每热情过于理智,政治趣味过于学术修养,偏于社会学的一般性而忽略历史学的特殊性,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15](P558-559)。也就是说,历史学的见异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求同发生严重冲突,难以协调。

  由谭其骧撰写、顾颉刚修改的《禹贡·发刊词》则认为,治史须通舆地,本来是一般准则,后来却无人讲求,以至于学人很容易开口便错。“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要“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不能但凭一二冷僻怪书,便在发议论。”[16](P67-75)[17](P158-172)。这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当时的史学界,能够置身事外的恐怕为数不多。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相继进行了社会性质和社会史两场大论战,这两场论战的本意,并不是讨论历史,而是要弄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以便正确决策。因此卷入其中者开始大都不是史家。可是随着论战的深入,一些学人相继加入战阵,以专业性的史学论著试图回答解决相关问题,而且论战的社会影响巨大,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间。据陶希圣回忆,到19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18](P129)。史观与史学的分歧,在特定背景语境下,居然造成了受众的社会性分离。

  史学界认识的多样化以及取径做法的大异其趣,成为周予同关于新史学派系划分的依据,他在1936年的《治经与治史》一文中写道:“放眼中国现代的史学界,大致可分为二大派:一可称为‘史料派’,注意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可称为‘史观派’,根据旧的或新的史料,对于中国史的全部或某一部门加以考证、编纂与解释。”在他看来,“史料派学者工作的本身是烦琐的、畸零的,而他的成绩是可感谢的,因为新的历史的著作需要新的史料作它的柱石呢!不过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国现代社会所企求于史学界的是新的史学的建立与新的史籍的产生,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零碎的获得。”并且特别指出,左翼史学不以搜集、考证、编排史料为尽了史学的职责,进而要尝试解释史实。

  周予同1941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基本延续了上述分析,他说:“所谓转变期的新史学,可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及‘史法’方面的,一是专究‘史料’方面的。史法每原于史观,或与史观有密切的关系;为行文简便起见,前者可称为‘史观派’,后者可称为‘史料派’。换言之,中国现代的新史学家可归纳为两类,即‘史观派’与‘史料派’。”这种本来为图行文简便的派分,并未得到所指认的双方学人的普遍认可,却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思维与眼界。尽管提出过种种批评或修正,也有不少学人根本反对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近代史学和史家,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学人接受或基本认可这样的划分[19](P517-524)。尤其在史学史论著中,有的坚持用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消长沉浮构成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观点作为基本叙事线索[20]。

  也有学人不以派分的此疆彼界为然。1940年6月,《史学季刊》创刊,顾颉刚所作《发刊词》为战前分歧争议甚大的史料与史观作一辩证协调,认为两者在史学研究中相辅相成,“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惑众愚,以造成不幸之局而已”[17](P199-200)。此说或有调和之意,也指出考据与史观二者不可偏废。后来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大体延续了这样的主旨,为民国时期的学术概括总结。不过,在史料整理得好的学人那里,二者本来就是一体,也就无需协调。通过整理比较,近真且得其头绪,可以叙事写史,无须预设史观,更不能用后出外来的史观驾驭取舍史料。否则,就很难避免牵强附会的梳理,重蹈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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